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老子说：“古代太平之世达到极盛时期的时候，虽然邻国的百姓彼此望得见，鸡犬之声彼此听得见，但人们各自以为自家的食物最香甜，衣裳最漂亮，习俗最安适，职业最快乐。以至于老死也不相往来。”要是谁以此为目标，而在近代去涂饰堵塞老百姓的耳目，使他们再回复到往古的时代，那就几乎是行不通的了。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我已无从考知了。至于《诗经》、《尚书》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还是可以考知的：人们的耳朵、眼睛要竭力享受声、色之乐，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而心里又羡慕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浸染民心已经很久了。即使用高妙的理论挨家挨户去劝导，到底也不能使他们改变，所以，对于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进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规章，限制他们的发展。而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出产大量的木材、竹子、楮树、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盛产鱼、盐、漆、丝，又有歌舞和女色；江南出产楠树、梓树、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角、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盛产马、牛、羊、毡、裘、筋、角；至于铜、铁则分布在千里的疆土上，各处的山都出产，真是星罗棋布。这是大概的情形。所有这些都是中原地区人民喜爱的必需品，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都靠农民的耕种才有吃的，靠虞人才能把山泽中的资源开发出来，靠工人做成各种器具，靠商人贸易使货物流通。这难道是有政治教令征发和约束他们吗？人们各按其能力干自己的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东西贱是贵的征兆，东西贵是贱的征兆。这就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昼夜不停。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这难道不就证明了农、虞、工、商的工作是符合经济法则的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就缺乏；工人不生产，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转运，粮食、器物、财货就断绝；虞人不生产，财货就缺乏。”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能开发了。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来源大了，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全靠自己。富了也没人掠夺他，穷了没人给他东西，而聪明的人有余，愚笨的人不足。姜太公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劳力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线织布，尽力施展她们的技巧，并且使本地的鱼盐流通外地。老百姓用襁褓背着孩子络绎不绝地归聚到那里，真如同车辐凑集于车毂似的。因而齐国产的冠带衣履，行销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各小国的国君，都拱手敛袖恭恭敬敬地来齐国朝见。后来，齐国中途衰弱，管仲又修订了太公的政策，设立了调节物价出纳货币的九府。齐桓公就借此称霸，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因而管仲也奢侈地收取市租。他虽处陪臣之位，却比列国的君主还要富。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代。
所以，管仲说：“仓库储备充实、老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能分辨荣辱。”礼仪是在富有的时候产生的，到贫困的时候就废弃了。因此，君子富了，才肯施恩德；平民富了，才能调节自己的劳力。水深，鱼自然会聚集；山深，兽自然会奔去；人富了，仁义自然归附。富人得了势，声名就更显著；一旦失势，就会如同客居的人一样没有归宿，因而不快活。在夷狄外族，这种情况则更厉害。俗话说： “家有千金的人，不会死在市上。”这不是空话啊。所以说：“天下的人乐融融，都是为财利而来；天下的人闹嚷嚷，都是为着财利而往。”兵车千辆的国君，食邑万户的诸侯，食禄百户的大夫，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注释
挽：同“晚”。
涂：堵塞。
已：同“矣”。
刍豢：指牲畜的肉。用草饲养的叫“刍”，如牛、羊；用粮食饲养的叫“豢”，如猪、狗。
眇：同“妙”。
道：同“导”。
旄：即楮（楚）树，树皮可以造纸。
连：同“链”，铅矿石。
丹沙：同“丹砂”，矿 物名，俗称朱砂。
玳瑁：龟类，其甲为名贵的装饰品。
玑：不圆的珠子。
龙门：山名。在今山西稷山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
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西北。
旃：同“毡”。
筋、角：兽筋，兽角，可用以制造弓弩。
虞：掌管山林川泽出产的官，此指开发山林川泽的人。
邪：同“耶”。
周书：指《逸周书》，今本《逸周书》无此段话。盖是古本《逸周书》的佚文。
辟：同“僻”。
原：同“源”。
太公望：即姜尚，相传他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人封在吕地，故又称吕尚。他佐武王伐纣，封于营丘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国号齐。
至：犹言襁负而至。
三归：按常例应归公室所有的市租。
陪臣：诸侯之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
威、宣：齐威王，名婴齐，田桓公之子，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宣，齐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
编户：编入户口册。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过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的国也是有极大借鉴还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的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的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的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的华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的，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还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还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
此诗描写了暮秋时节，诗人独步山林时的所见所感。诗中运用比喻、衬托等手法，描绘了暮秋的景色，突出了山林的空寂，也映衬了作者倦于仕途奔波的空虚惆怅的心境。语言清新自然，描绘生动传神，构思新奇巧妙，意境幽远凄清。
诗的开头就以“马”“长坂”写山行，但并非写山间行走，而是写山间停歇。而且这种停歇又并非那种充满雅致逸兴的停歇，而是“疲卧”，以马的疲于山行，衬托了人的倦于奔波。接着，又以渡口西沉的斜阳来烘托诗人的心境。
诗的下面四句写“暮秋”，是山行的环境。“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两句先以风吹空林来表现林的“空”，又以仿佛有人而实则无人来衬托林的“空”，幽深静寂的环境写得十分生动。“如有人” 的比喻，更加反衬出树林的空寂。
“苍旻风凉雨，石路无飞尘”，正值秋日凉雨初风，路上行尘不起。前两句从左右，这两句从上下将山间景色点染得更为幽静空寂。这四句所写的山色极其生动逼真，使人如临其境，就其本身而言，如唐代殷璠所说，是“宜称幽致”的，然而在此时此地，它所映衬的却是诗人空虚惆怅的心境。诗人之所以“卧”，并非由于山色幽雅宜人，而是由于千般烦恼与愁绪集于一身，是由于“疲”。由“千念”一转，写所感。此时正是岁暮时节，而迎萧瑟秋风，诗人百感交集，而其感情基调则是一“悲”字。以“千念”统领，说明诗人感触很多，这一切都由“暮节”而引发。“万籁”表明其声响之多，然而这一切音响只能越发触动诗人悲愁心绪。客观环境中的“万籁”，反衬主观心境中的“千念”。
“鶗鴂昨夜鸣，蕙草色已陈”，在这里，诗人用屈原诗意，以鶗鴂已鸣，芳草色陈，比喻盛时已过，年岁渐高，抱负难以施展；流露出对岁月，实际是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
诗的最后两句在上文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说明自己的处境：岁月已晚，而自己仍在异乡漂泊奔波。“远行”二字呼应题目“山行”，表现此行之遥远艰辛，同时暗示出远行奔波之毫无成就。诗人所疲于山行的原因，就在诗的这四句中说明了；而“苦辛”二字则为“暮秋山行”作了总的归结。将暮秋景色与山行所感紧密结合，使之相互衬托，从而突出了诗人倦于仕途奔波的心境。其中写山色四句，语句清新自然，描绘生动传神，意境幽远凄清，与全诗格调极为和谐。
一至六句写在旅途中回忆在家读书时的情景。诗人青少年时代和诸弟在家闭门读书，攻读儒家经典。读书之余，也学剑、弹琴、游乐。兄弟们同室求学，携手共游，融洽无间，情深谊厚。但那时毕竟未历风险，以致连“坐不垂堂”这句话的意义也不理会。及至出门游历，其艰险程度，真是一言难尽。
七至十二句写游历三峡的所见所闻。这次远游，他乘船逆江而上，经宜昌而入三峡。三峡是著名的长江天险之地，以险滩多、水流急而闻名，两岸山势峻奇多姿，虎啸猿啼，气象万千。这时诗人心灵完全沉浸在雄奇壮丽的大自然的怀抱之中。
十三句至二十句写进入三峡所见所闻引发的怀乡思弟的情愫。当夕阳西下，夜深人静之际，听到猿猴啼叫，不免激发心中凄凉心情。诗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同胞兄弟的手足之情，归家的念头油然而生，甚至梦中返回故乡。特别是来到明月峡时，因峡名明月联想起“团圆”，想起“鹡鸰原”的典故，深感独身在外的凄凉，记挂着弟弟们，不禁泪水模糊了诗人的双眼。“泪沾明月峡，心断鹡鸰原”两句表明诗人的思亲之情达到了高峰。在思乡之际，碰巧遇到一位要返回襄阳的同乡，于是便写了此诗，请他捎给弟弟们，充分表现了诗人作为兄长对弟弟们的一片爱心。
此诗描写入巴蜀三峡时的艰险，抒发了作者远涉江湖之苦和怀乡忆弟之情。题中的“弟”指作者弟弟孟洗然、孟邕等。作者曾与他们一起隐居读书，都胸怀大志。作者这次经三峡正当深秋，诗中“壁立千峰峻，潈流万壑奔。我来凡几宿，无夕不闻猿”正是对三峡险境的高度概括。“浦上”以下各句则触景生情，由入明月峡而思念与家人团圆，见鹡鸰在原而感伤兄弟分离，感情表现得自然、真挚。
唐贾岛《三月晦赠刘评事》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命意新奇，女词人朱淑真因其意而用之于词，构思更奇。
词的起句便奇突。风光通常只能用秀丽、迷人写来形容，与“紧急”搭配很是奇特。留春之意已引而未发。紧补一句“三月俄三十”，此意则跃然纸上。这两句属于倒置，比贾诗从月日说起，尤觉用笔跳脱。
一般写春暮，止到三月，点出“三十（日）”，更见暮春之“暮”。日子写得如此具体，读来却不板滞，盖一句之中，已具加倍之法。而用一“俄”字渲染紧急气氛，比贾句用“正当”二字，更有生气。在三月三十日这个临界的日子里，春天就要消逝了。“拟欲留连计无及”，一方面把春天设想为远行者，另一方面又俨有送行者在焉，“拟欲留连”者究竟是谁？似是作者自谓，观下句则又似是“绿野”了。暮春时节，红瘦绿肥，树木含烟，花草滴露，都似为无计留春而感伤呢。写景的同时，又把自然景物人格化了。上两句与下两句，一催一留，大有“方留恋处，兰舟催发”的意趣，而先写紧催，后写苦留，尤觉词情叠宕。
上片已构成一个“送别”的局面。催的催得“紧急”，留的“留连无计”，只好抓紧时机作临别赠言罢。
故过片即云“倩谁寄语春宵”。上片写惜春却未露一个“春”字，此处以“春宵”出之，乃是因为这才是春光的最后一霎，点睛点得恰是地方。春宵渐行渐远，需要一个称职的使者追及传语的。“倩谁”？——“城关画鼓轻敲”，此句似写春宵这境，同时也就是一个使者在自告奋勇。读来饶有意味，隐含比兴手法。唐宋时城楼定时击鼓，为城坊门启闭之节，日击二次：五更三筹击后，听人行。昼漏尽击后，禁人行。叫做“咚咚鼓”。鼓声为时光之友伴，请它传语甚妙。“敲”上着一“轻”字，便带有微妙的感情色彩，恰是“缱绻”软语的态度。“临歧”二字把“送别”的构思表现得更加明显。最末一句即“临歧嘱咐”的“缱绻”的情话：“来年早到梅梢。”不道眼前惜别之情，而说来年请早，言轻意重，耐人寻味。“早到梅梢”尤为妙笔生花之语。盖百花迎春，以凌寒独放的梅花为最早，谓“早到梅梢”，似嫌梅花开的还不够早，盼归急切，更见惜春感情的强烈。把春回的概念，具象化为早梅之开放，又创出极美的诗歌意象，使全词意境大大生色。整个下片和贾岛诗相比，实在是别开生面，更有异彩。
贾岛诗只是诗人自己寄语朋友，明表惜春之意。而此词却通篇不见有人，全用比兴手法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送别场面：时间是三月三十日，行者是春天，送行愁泣是“绿野”，催发者为“风光”，寄语之信使为“画鼓”，……俨然是大自然导演的一出戏剧。而作者本人惜春之意，即充溢于字里行间，读之尤觉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