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自古以来,受天命的开国帝王和继承正统遵守先帝法度的国君,不只是内在的品德美好,大都也由于有外戚的帮助。夏代的兴起是因为有涂山氏之女,而夏桀的被放逐是由于末喜。殷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娀氏的女子,商纣王的被杀是因为宠爱妲(dá,达)已。周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姜原及太任,而幽王的被擒是因为他和褒姒的的淫乱。所以《易经》以《乾》《坤》两卦为基本,《诗经》以《关雎》开篇,《书经》赞美尧把女儿下嫁给舜,《春秋》讥讽娶妻不亲自去迎接。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人道之中最重大的伦常关系。礼的应用,只有婚姻最为谨慎。乐声协调四时就和顺,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长变化的统领怎能不慎重呢?人能弘扬人伦之道,可是对天命却无可奈何。确实啊,配偶的亲爱之情,国君不能从大臣那里得到,父亲也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何况是更卑下的人呢!夫妇欢合之后,有的不能繁育子孙;能繁育子孙了,有的又不能得到好的归宿。这难道不是天命吗?孔子很少谈天命,大概是由于很难说清吧。不能晓阴阳的变化,怎能懂得人性和天命的道理呢?
注释
受命帝王:受命于天的帝王,这里指开国创业的君主。
继体:继位。
守文:遵守成法。
茂:美好。
外戚:指皇帝之母及后妃的亲族。
涂山:古国(部落)名。
这里指涂山氏女。
传说禹娶涂山氏之女炎妻,生启,启建立夏朝。
放:放逐。
夏桀暴虐,宠爱末喜,商汤灭夏,桀被流放于南方。
娀:远古氏族名。
这里指有娀氏之女简狄。
神话传话,简狄吞燕卵有孕,生契,为商的始祖。
嬖:宠爱。
商纣王宠爱妲己,荒淫暴虐,周武王伐纣,商军倒戈,纣自焚于鹿台。
姜原:周始祖后稷之母。
原,或作“嫄”。
大任:周文王之母。
大,同“太”。
禽:同“擒”。
西周幽王宠爱褒姒,荒淫昏乱,申侯联合犬戎攻周,幽王逃至骊山被杀,褒姒被俘。
西周亡。
《易》:《易经》。
《乾》《坤》:《易经》六十四卦的头两卦。
乾为阳,坤为阴,乾坤象征天地,又象征君臣、父母、夫妻等。
所以《乾》《坤》两卦是《经》诸卦的基础。
《诗》:《诗经》。
《关雎》:《诗经》的第一篇诗。
《毛诗序》认为,这首诗是赞美后妃之德的。
《书》:《书经》,又称《尚书》。
釐降:下嫁。
这句指的是,尧听说舜有贤德,就把两个女儿下嫁给他为妻。
《春秋》讥不亲迎:按古代婚礼规定,不论贵族平民,在迎亲时夫婿都应亲自到女家迎娶新娘。
鲁隐公二年(前721),国大夫裂到鲁国为其国君迎娶鲁隐公之女。
《春秋》的记载是“纪裂来逆女”。
《公羊传》认为《春秋》这样记载是“讥始不亲迎也”。
迎,迎接。
人道:社会的伦理等级关系。
兢兢:小心谨慎的样子。
调:和谐。
古人认为音乐与自然和社会现象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里说“乐调而四时和”。
人能弘道:此语出自《论语·卫灵公》。
仅,扩大:道,这里指人伦之道。
妃匹:配偶。
妃,通“配”。
欢合:夫妇的欢爱。
成:成熟,收获,引申为繁育。
子姓:子孙。
要:求,取。
终:结局,归宿。
幽明:阴阳。
恶:哪里,怎么。
性命:人的性和天命。
本文是《史记·外戚世家》的序。《史记》中的外戚指帝王的后妃及其亲族。作者陈述三代的得失,论证后妃对国家治乱的影响。汉代自惠帝时起,后妃、外戚专权反复造成祸乱,因此作者本文是有所指的。但行文吞吞吐吐,大概有不便明言的苦衷。
这首词作于宋淳熙五年(1178)。词中作者借为范如山祝寿的机会,鼓励他应该去泸溪,施展自己的才干,锻练自己的能力,准备为收复祖国失地建功立业。范南伯,名如山,是辛弃疾的内兄。范氏一家都是很有民族气节的人,他父亲范邦彦曾仕金为蔡州新息县令,后率豪杰开城迎宋军,举家归宋。他很钦佩辛弃疾的忠心赤胆而把女儿嫁给了辛。辛跟范如山“皆中州之豪,相得甚”。范如山是个有才干的政治家,刘宰《故公安范大夫行述》说他“治官如家,抚民若子”,极受百姓拥护。他颇有忧世之心,常思恢复北土,但感于政治腐败,当道非人,又很想学陶渊明“躬耕南亩”,隐居不仕。
淳熙五年(1178年)六月,南宋主战派名相张浚的儿子张拭(自号南轩),任荆湖北路安抚使,颇想干一番事业,轩范如山从金人占领区来,“知其豪杰,熟其形势”,便请他担任泸溪县令(即所谓“辟宰泸溪”)。范如山并不相信朝廷真能有所作为,故“迟迟未行”。辛弃疾当时正任湖北漕运副使,很希望范能出仕荆湖,“轩作此词勉之”。词的主题就是劝他以国事为重,“万里功名莫放休”,时时挂念“君王三百州”,努力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上片一开篇作者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掷地刘郎玉斗”。鸿门宴上刘邦令张良献玉斗给亚父范增,范增痛感项羽不听劝告放走刘邦,贻下后患,而将玉斗置于地,拔剑撞而破之。另一个是,“挂帆西子扁舟。”春秋吴越之争时,范蠡献西施于吴王,以瓦解吴王斗志;灭吴后,不受越封,复取西施乘舟游五湖而不返。写法都是似明而暗,一看便知是用典,但真正的用意却没有直接说出来,甚至连范增、范蠡的名字都没有出现。作者用这两个典的意思,主要轩范增、范蠡都与范如山同姓,又都是才智出众,有胆有识的谋士,轩而即以二范比如山,希望他成为二范那样的人物,能竭诚尽智为自己的君国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个看来隐晦的开端,不但艺术上很有特色(隐含范如山姓氏,却不出一范字),从词的主旨说也是很好的开端,有了这个开端垫底,下面几句正面劝勉的话就显得很有力量,很动感情了。“千古风流”应在我辈身上,不要轻抛建功立业(“万里功名”)的时机,要时时想到大宋的万里江山(“三百州”)呵!
下片,针对范如山“迟迟未行”的思想活动,进行劝勉。一方面称赞了范的大才宏志,预言他定能有所成就,一方面劝告他不要嫌泸溪令职位低小难以发挥作用。而应当以之作为搞大事业的起点。为了同时表达这两方面的意思,作者选用了四个典故。
一是:“燕雀岂知鸿鹄”。陈涉辍耕垄上,慨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故事,借此表明自己理解范的志向,他的不愿就任是想有更大的作为。
二是:“貂蝉元出兜鍪”。用的南齐将军周盘龙的故事。周年老不能守边,还朝为散骑常侍(皇帝侍从,能预闻要政),世祖戏问他:“你戴貂蝉(近侍贵臣冠饰)冠比起戴兜鍪(战盔)来如何?”周答:“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意思是说我成为近臣是在战场上拚杀得来的,不是靠了恩宠。这里表示自己理解范有更大的才能,想得到更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但是想得到更大的尊荣,要想得到参预朝政的要位,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多作表现,积累“战功”。
三是:南朝宋大将军宗悫的故事。宗晚年为豫州刺史,典签多所违执,宗怒叹“得一州如斗大,竟遭到典签的慢待!”辛借此表示自己体会到范的心情──以大才而屈居小小泸溪,且行动不能自主,难有作为。但也是劝他:宗悫都难免屈居下位,受小人之气,何况你我。典签,本为地方文书小吏,但南朝时,多由帝王亲信担任,以监视地方大员,号为“签师”,颇有实权。四是《论语·阳货篇》:孔子至武城,闻弦歌之声,认为割鸡无需用牛刀的故事。作者反其意而用之,鼓励范南伯不妨以牛刀杀鸡,一试身手,把泸溪治理好,以显示自己的才能。
这首词是主要表达的是辛弃疾希望范如山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名利的得失,积极出仕以成就功业。辛弃疾以议论为词的特色在其中得以充分表现。
范南伯,名如山,是辛弃疾的内兄。让他担任泸溪县令(即所谓“辟宰泸溪”),范如山并不相信朝廷真能有所作为,故“迟迟未行”。辛弃疾便写《破阵子》既为祝寿又为规劝,营意用典之妙,用梁启超的话说是“可为三叹!” 全词62字,用了范增、范蠡、陈涉、周盘龙、宗悫、子游六典,除周盘龙一典稍为冷僻外,均为熟典,为全词的生动内容的一部分,非耀学无生硬,得蕴藉隽永之妙,远胜于直接议论。 第一句典出刘邦送玉斗给项羽谋士范增,范掷玉斗于地,拔剑碎之,可谓以碎玉开始;而结句是辛弃疾献玉碗以祝寿,则为完玉终,其间,捕捉心态,造语灵动,以万里功名上对千古风流,下启君王三百州,而大宋三百州此时已剩下不及一半了,完玉之业吾辈岂能以一己之得失而置之度外乎?
本诗的诗眼(主旨)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通过写琵琶女生活的不幸,结合诗人自己在宦途所受到的打击,唱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声。社会的动荡,世态的炎凉,对不幸者命运的同情,对自身失意的感慨,这些本来积蓄在心中的沉痛感受,都一起倾于诗中。它在艺术上的成功还在于运用了优美鲜明的、有音乐感的语言,用视觉的形象来表现听觉所得来的感受;萧瑟秋风的自然景色和离情别绪,使作品更加感人。
诗人在这首诗中着力塑造了琵琶女的形象,通过它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乐伎、艺人的悲惨命运,抒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诗的开头写“秋夜送客”,“忽闻”“琵琶声”,于是“寻声”“暗问”,“移船”“邀相见”,经过“千呼万唤”,然后歌女才“半遮面”地出来了。这种回荡曲折的描写,就为“天涯沦落”的主题奠定了基石。
接着以描写琵琶女弹奏乐曲来揭示她的内心世界。先是“未成曲调”之“有情”,然后“弦弦”“声声思”,诉尽了“生平不得志”和“心中无限事”,展现了琵琶女起伏回荡的心潮。
然后进而写琵琶女自诉身世:当年技艺曾教“善才服”,容貌“妆成每被秋娘妒”,京都少年“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然而,时光流种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描写,与上面她的弹水,“暮去朝来颜色故”、最终只好“嫁作商人妇”。这唱互为补充,完成了琵琶女这一形象的塑造。
最后写诗人感情的波涛为琵琶女的命运所激动,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抒发了同病相怜,同声相应的情怀。诗韵明快,步步映衬,处处点缀。
既层出不穷,又着落主题。真如江潮澎湃,波澜起伏,经久不息。反复吟诵,荡人胸怀,情味无限。语言铿锵,设喻形象。“如急雨”“如私语”“水浆迸”“刀枪鸣”“珠落玉盘”“莺语花底”。这些读来如闻其声,如临其境。
诗的小序交代时间、地点、人物和故事,概述了琵琶女的悲凉身世,说明写作本诗动机,并为全诗定下了凄切的感情基调。
《琵琶行》全诗共分四段,从“浔阳江头夜送客”到“犹抱琵琶半遮面”共十四句,为第一段,写琵琶女的出场。其中的前六句交代了时间,这是一个枫叶红、荻花白、瑟瑟秋风下的夜晚;交代了地点,是浔阳江头。浔阳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市;浔阳江头也就是前边序中所说的湓浦口。交代了背景,是诗人给他的朋友送别。离别本身就叫人不快,酒宴前再没有个歌女侍应,当然就更加显得寂寞难耐了。这里面“主人下马客在船”一句句法稍怪,其意思实际是主人陪着客人一道骑马来至江边,一同下马来到船上。“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这里的景色和气氛描写都很好,它给人一种空旷、寂寥、怅惘的感觉,和主人与客人的失意、伤别融合一体,构成一种强烈的压抑感,为下文的突然出现转机作了准备。其中蹬后八句是正面写琵琶女的出场:“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声音从水面上飘过来,是来自船上,这声音一下子就吸引了主人和客人的注意,他们走的不想走、回的不想回了,他们一定要探寻探寻这种美妙声音的究竟。“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里的描写非常细致。由于这时是夜间,又由于他们听到的只是一种声音,他们不知道这声音究竟来自何处,也不知演奏者究竟是什么人,所以这里的“寻声暗问”四个字传神极了。接着“琵琶声停”表明演奏者已经听到了来人的呼问;“欲语迟”与后面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相一致,都表明这位演奏者的心灰意懒,和惭愧自己身世的沉沦,她已经不愿意再抛头露面了。这段琵琶女出场过程的描写历历动人,她未见其人先闻其琵琶声,未闻其语先已微露其内心之隐痛,为后面的故事发展造成许多悬念。
从“转轴拨弦三两声”到“唯见江心秋月白”共二十四句为第二段,写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其中“转轴拨弦三两声”,是写正式演奏前的调弦试音;而后“弦弦掩抑”,写到曲调的悲伧;“低眉信手续续弹”,写到舒缓的行板。拢、捻、抹、挑,都是弹奏琵琶的手法。霓裳:即《霓裳羽衣曲》,唐朝宫廷中制作的一个舞曲名。六幺:当时流行的一个舞曲名。从“大弦嘈嘈如急雨”到“四弦一声如裂帛”共十四句,描写琵琶乐曲的音乐形象,写它由快速到缓慢、到细弱、到无声,到突然而起的疾风暴雨,再到最后一划,戛然而止,诗人在这里用了一系列的生动比喻,使比较抽象的音乐形象一下子变成了视觉形象。这里有落玉盘的大珠小珠,有流啭花间的间关莺语,有水流冰下的丝丝细细,有细到没有了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有突然而起的银瓶乍裂、铁骑金戈,它使听者时而悲凄、时而舒缓、时而心旷神怡、时而又惊魂动魄。“东舟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两句是写琵琶女的演奏效果。大家都听得入迷了,演奏已经结束,而听者尚沉浸在音乐的境界里,周围鸦雀无声,只有水中倒映着一轮明月。
从“沉吟放拨插弦中”到“梦啼妆泪红阑干”共二十四句为第三段,写琵琶女自述的身世,自述早年曾走红运,盛极一时,到后来年长色衰,飘零沦落。沉吟:踌躇,欲言又止的样子。敛容:指收起演奏时的情感,重新与人郑重见礼。虾蟆岭:即下马岭,汉代董仲舒的坟墓,在长安城东南部,临近曲江。从“十三学得琵琶成”以下十句极写此女昔日的红极一时。她年纪幼小,而技艺高超,她被老辈艺人所赞服,而被同辈艺人所妒忌。王孙公子迷恋她的色艺:为了请她演奏,而不惜花费重金;她自己也放纵奢华,从来不懂什么叫吝惜。就这样年复一年,好时光像水一样地很快流走了。教坊:唐代管理宫廷乐队的官署。第一部:如同说第一团、第一队。秋娘:泛指当时貌美艺高的歌伎。五陵:指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五个汉代皇帝的陵墓,是当时富豪居住的地方。五陵年少:通常即指贵族子弟。缠头:指古代赏给歌舞女子的财礼,唐代用帛,后代用其他财物。红绡:一种生丝织物。钿头:两头装着花钿的发篦。银篦:指用金翠珠宝装点的首饰。击节:打拍子。歌舞时打拍子原本用木制或竹制的板,现在兴之所至,竟拿贵重的钿头银篦击节,极言其放纵奢华,忘乎所以。等闲:随随便便,不重视。从“弟走从军阿姨死”以下十句写此女的时过境迁,飘零沦落。随着她的年长色衰,贵族子弟们都已经不再上门,她仅有的几个亲属也相继离散而去,她像一双过了时的鞋子,再也没人看、没人要了,无可奈何只好嫁给了一个商人。商人关心的是赚钱,从来不懂艺术和情感,他经常独自外出,而抛下这个可怜的女子留守空船。人是有记忆的,面对今天的孤独冷落,回想昔日的锦绣年华,对比之下,怎不让人伤痛欲绝呢!“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其实即使不作梦,也是一天不知要想多少遍的。浮梁:县名,县治在今江西景德镇北。红阑干:泪水融和脂粉流淌满面的样子。
从“我闻琵琶已叹息”到最后的“江州司马青衫湿”共二十六句为第四段,写诗人感慨自己的身世,抒发与琵琶女的同病相怜之情。唧唧:叹息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二语感情浓厚,落千古失落者之泪,也为千古失落者触发了一见倾心之机。自“我从去年辞帝京”起以下十二句,写诗人贬官九江以来的孤独寂寞之感。他说:“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地势荒僻,环境恶劣,举目伤怀,一点开心解闷的东西都没有。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诗人自己的苦闷移情的结果,我们对比一下《水浒传》里宋江赞赏江州的一段话,他说:“端的好座江州,我虽犯罪远流到此,倒也看了真山真水。我那里虽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诗人的悲哀苦闷完全是由于他政治上受打击造成的,但是这点他没法说。他只是笼统含糊地说了他也是“天涯沦落人”,他是“谪居卧病”于此,而其他断肠裂腑的伤痛就全被压到心底去了。这就是他耳闻目睹一切无不使人悲哀的缘由。接着他以一个平等真诚的朋友、一个患难知音的身份,由衷地称赞和感谢了琵琶女的精彩表演,并提出请她再弹一个曲子,而自己要为她写一首长诗《琵琶行》。琵琶女本来已经不愿意再多应酬,后来见到诗人如此真诚,如此动情,于是她紧弦定调,演奏了一支更为悲恻的曲子。这支曲子使得所有听者无不唏嘘成声。多情的诗人呢?看他的青衫前襟早已经湿透了。促弦:紧弦,使调子升高。青衫:八、九品文官的服色,司马是从九品,所以穿青衫。
这首词描写闺中女子伤春伤别的情怀,词句以春怨为题,落笔处却多是春晴美景、旖旎美梦,但是美景、春梦中更凸现出闺中人的相思之苦和伤离哀怨。一喜一悲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凸现了伤春伤离之哀怨,构思巧妙,笔触细腻,格调清婉,写法别致,反差强烈。
上阕是景语。“风丝袅,水浸碧天清晓。”寥寥数字便写出了春日的美好景色,这本应该是一片令人振奋的风光,但接下来,词人便从这景色中看到了愁绪,“湿云”本是一个很好的意象,刚下过雨的晴天显得湿润怡人,词人将仿佛还没于透的天气写入词中,别有韵味。但词的末句以“春草草”三字急转直下,美好的春色反令离人更添忧烦,春景愈明媚,愈露出了离人的愁苦心绪。
虽然这美好的雨后春日令人神清气爽,但是纳兰依然感到疲惫怠倦,这是因为春思扰人,词人在思念中,自然无法做到一心去欣赏春日的美景。上片独独写景,写出春日的景物,与别的写景不同,词人写景,只是简单的几笔,便能刻画得深人人心。
下阕则开始写心。既然春光无心欣赏,那便是心中藏着事情,“梦里轻云谁扫”一句疑问打开下片的开端,点明烦恼的缘由,也写出词人为何事而烦忧。他在担忧一个人,惦念着一位佳人。梦里谁为佳人描眉,当外面落红开始,梦境醒来便飘逝而去,现实依然是孤独一人,这真是让人忧伤的事情,一腔的闲情该如何寄托,只能是付与诗词之中,聊以慰藉。词结尾二句以反问结束整首词,直发胸旨,表达了孤寂的情怀,词人自己也不知道,这一腔的幽思该如何化解,提笔像是自问,又好像是寻求答案。
全词上片写景,下篇言情,颇具情景交融之妙,抒发词人内心孤寂的情怀,而这百年前的情感,已经由不得后人去妄自揣测了,只能从词的字里行间,去体会当时词人当时的心境了。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