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五代史冯道传评论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纲纪;这四个纲纪不能伸张,国家就会灭亡。”说得好啊!管仲如此善于立论啊!礼、义,是治理人民的重要法则;廉、耻是培植人民的重要操守。因为不廉洁就没有什么不贪取的,不知耻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人如果像这样,那么灾祸、颓败、变乱、灭亡,也就没有不降临的了。何况身为大臣若是没有什么不贪取,没有什么不敢做的,那么天下那有不混乱,国家那有不灭亡的道理呢?”可是在这四个纲纪当中,知耻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孔子的在谈论士人的道理时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要有羞耻心。”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能将无耻视为最可耻的事,则终身必能远离耻辱。”又说:“羞耻心对于人是很重要的,从事投机应变巧术的人,是没什么事情会感到羞耻的。”他们会这么说的原因,是由于一个人如果不廉洁,到了违背礼节损害道义的地步,那原因都是出自于没有羞耻心啊。所以身为士大夫如果没有羞耻心,这可说是国家的耻辱。
我考察自三代以下,社会和道德日益衰微,礼义被抛弃,廉耻被掼在一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但是凛冽的冬寒中有不凋的松柏,风雨如晦中有警世的鸡鸣,那些昏暗的日子中,实在未尝没有独具卓识的清醒者啊!最近读到《颜氏家训》上有一段话说:“齐朝一个士大夫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年已十七岁,颇能写点文件书牍什么的,教他讲鲜卑话,也学弹琵琶,使之稍为通晓一点,用这些技能侍候公卿大人,到处受到宠爱。’我当时低头不答。怪哉,此人竟是这样教育儿子的!倘若通过这些本领能使自己做到卿相,我也不愿你们这样干。”哎!颜之推不得已而出仕于乱世,尚且能说这样的话,还有《小宛》诗人的精神,那些卑劣地献媚于世俗的人,能不感到惭愧吗?
注释
《五代史》:即《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共七十四卷。《冯道传》列入该书第五十四卷杂传第四十二。
冯道:字可道,景城(今河北沧州)人,历事五代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官为首相、太师。
“礼义”四句:语见《管子·牧民》。四维,维,网罟之纲,用以系网者。网之四角系之,则纲举目张。 故以礼义廉耻四者比喻维持国家的纲。
管生:管仲先生,春秋时齐国杰出的政治家,曾辅佐齐桓公进行政治改革,使齐首先称霸于诸侯。
其:同“岂”。
夫子:指孔子。
论士:见《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行己有耻:言为士者立身行事知耻而有所不为。
“人不可以”三句:语见《孟子·尽心上》。意思是人能以无耻为可耻,自然不会有耻辱之事到他身上来。
机变:巧伪变诈。
无所用耻:把廉耻不放在心上的意思。
三代:指夏、商、周。
捐:弃。
松柏后凋于岁寒:见《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岁寒:风雨并指衰乱之世。
“鸡鸣”句:见《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已,止。
独醒:比喻不随从流俗。 《史记·屈原列传》:“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颜氏家训》:北朝颜之推著,共七卷,分二十篇,以儒家思想为立身治家之道。
书疏:上书、奏疏之类。
鲜卑语:北魏统治者本鲜卑人,齐之先世虽为渤海人,但因久处北方,亦从鲜卑俗,用鲜卑语。
汝曹:你辈。
之推:颜之推,字介,文学家,《颜氏家训》的作者,先后在梁、北齐、北周、隋为官。
《小宛》:《诗经·小雅》篇名。《诗集传》认为本篇是大夫遭时之乱,兄弟相戒以免祸的诗。
阉然:昏暗闭塞貌。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在梁太子萧统《文选》中被放在“祖饯”一类诗歌的首位。后来,人们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学评论或文学欣赏中谈论到《送应氏二首》诗时,大多数只提及其中的第一首,多为分析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对第二首则往往避而不谈。其实,这两首诗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及主题,还能使读者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第一首诗写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荒凉景象。此诗开头由”登“字引出一个“望”字,接下来即描写“望”之所“见”。北邙阪,即洛阳北邙山。《文选》中李善注曰:“郭绿生《述征赋》曰:‘北邙,洛阳北邙,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干东垣。” 段珪等内宦等即携帝于此而后投河自尽,董卓即于此带兵迎帝回洛。而诗人登临此山向远处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宫室尽为荒墟,处处断壁残垣,蒿草疯长,荆棘参天。接着,诗歌由景写到人。董卓之乱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这里已经见不到年老之人,只看到一个少年于这片荒芜之中,欲抬脚举步,却找不到路径。四下里荒草遍地,不见一片农田。这个从远方回家的游子,已经看不出哪里是曾经的田间小路了。有人说这个游子便是应氏兄弟,因为他们的父亲曾在洛阳为官,他们也应在这时生活过。这固然不错,然而且不说应氏兄弟本为汝南郡人,而单是就诗歌抒情的主体来看,这个“游子”也就是诗中的那个“新少年”,他的所睹所想分明是诗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感叹着民生的凄惨:“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面对这一番破败景色,竟至“气结不能言”,这分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而所谓“平常居”之语,则曹操曾在洛阳多时,曹植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必不是事实。就是这次分别之前曹植也已于洛阳逗留了几日,且"平常居"亦可不必拘泥为"常所居"。
这首诗歌中,诗人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一场社会大劫难后的情景。他所见之状,无非荒残破败,班固、张衡所描画赞颂的“东都”、“东京”的昔日盛况,早已化为灰烬。诗人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了目睹的情状,始而遥望洛阳的全貌,由宫室到墙垣,再由景色的萧条到人物心情的震惊和所怀的悲悼。从这首诗中可深深地感受着这个少年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生活严肃的态度。可以说,在今存建安文士纪丧乱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与王粲的《七哀》诗确实同为最优之作。如果诗歌就此而止,那么全诗与“祖饯”之意似嫌有些距离。因为这首诗毕竟是送别时所作,而且在这样的动乱年代中与友人分别,定是感慨良多。于是诗人接下来写了第二首诗。
在第一首诗中写过那一番破败之景后,诗人在第二首中主要写与友人分别的感受。关于“清时”“嘉会”两句,《文选》五臣刘良注曰:“‘屡’,数也。言清平之时,嘉会之赏,不可数得而常有。”诗人这样的想法自是与第一首诗所写的景与情密不可分的。时历战乱,世事多变,清平之时与嘉会之美怎能常有?想到这里诗人不由感叹:与天地相比,人生之短促可不恰如“朝霜”之易逝!这种人生苦短伤时感怀的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可谓常见,读者也知道在离乱的年代里,没有多少人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情。虽然诗人在第一首诗中多是对民生的感慨,而与友人相别,自然地想到自己与友人的感情是多么值得珍惜。于是他“愿得展燕婉”于友人,可是事实是“我友之朔方”!关于“燕婉”一词,《文选》中李善注曰:“《毛诗》曰:‘燕婉之求’。”《文选》六臣注中,张铣曰:“燕婉,欢乐也。言我愿得舒此欢乐也。我友,谓应璩也。”因为友人将“之朔方”故而要祝福他们一路平安,于是诗人“置酒”河阳,为他们饯行。六臣注吕向曰:“中馈,食也。言情爱至极,相望苦深,今为离别岂不各愧于中肠。”关于"愧"字的解释李善注引郑玄注《礼记》曰:“病愧,谓罪苦也。”可知其意当为别离之苦百转肠中。再想到友人所去路途遥远,诗人不由想象:如果自己能够与友人化作比翼鸟一起展翅高飞该有多好啊!这些诗句中表达着诗人与友人别离时的无奈与恋恋不舍之情。于是祖饯送别之意溢于纸上。
再者,从诗歌的“气”上来看,自可以将第一首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然而对于第二首诗歌而言,如果没有第一首诗歌中对洛阳残败景象的描绘,则起句“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似显突兀,而不知其由何而生发出的感慨了。建安诗歌“慷慨多气”,陈思王诗则更是更重“骨气”,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钟嵘在《诗品序》中更是目曹植为“建安之杰”,《诗品》列曹植的诗于上品,并说:“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且感叹:“嗟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之有黼黻。”在《诗品集注》注释中,骨气之“骨”是指诗歌的具体内容,“气”是指诗歌的思想感情。而在一些诗歌欣赏中对《送应氏二首》中“气结不能言”一句中关于“气”字亦解释说:“气,指感情。”的确,第二首诗歌与第一首应为一气呵成,所以"气"不断。将这两首诗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少年诗人的曹植在诗歌中有对世事的慨叹,对百姓的同情,更有在此情此景下与友人分别的无限惜别之情。只有这样把两首诗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才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曹植这两首诗歌由感时而更伤送别的主题,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文选》将这两首诗列于“祖饯”一类之中的原因了。
这两首诗也一样体现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第一首诗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洛阳城的景象:从破败的皇家宫室到闾里乡间荒芜的民田,从断壁残垣到参天荆棘,又从“寂寞”的景色写到从远方归来不识阡陌的游子独立于“千里无人烟”的荒野中那一种凄惨和悲凉。此诗除结句外,全用白描手法勾勒了洛阳城的荒芜悲凉景象,从宫室、垣墙写到所见之人,由人而写到了路径与耕田,最后从游子的眼中写明今昔之异,说明繁华消退,一去不返,令萧条不堪的现实画面历历在目。全诗语言质朴,无过分的铺采文藻,然其真实的感受溢于言表。在结构上的特点十分明显。全诗的重点放在描写遥望洛阳所目赌的荒凉景象上,只是由最后的几句带出“游子”,收回到送客远行的主题上来。诗的现实性强。曹植不是为了怀旧或描绘历史的陈迹而写下这篇诗章的,他在北邙山上遥望洛阳城所发的悲悯,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诗人对由董卓之乱以来的战争频仍,良田荒芜,人民流徙,赤地千里,表现了无限的悲愤,说明诗人是关心国是,不忘民生疾苦的有识之士,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此诗所表现的少年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正说明了其诗歌气骨不同凡响的原因。对现实的关心与感情的沉郁,正是曹植诗歌成功的关键。全诗句句是景,却又句句是情,这一种情绝不是因了个人的遭遇而发,而是对天下苍生深切同情的表达。诗人的感情如江河般奔流,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让后世读着这首诗歌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这正是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体现。这也许正是“骨气奇高”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恰恰是这首诗风的体现,这也是后人谈及此二首诗歌时只提到这一首的原因所在。然而,建安诗歌中对真挚情感的强烈表达亦是建安诗风的一个方面,魏晋时代是一个个性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表露真情时代,这在诗歌中更是非常明显。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对于离乱年代里的分别更觉无限伤感。在这第二首诗歌中有集中的表现。离乱的年代里分别,更会感觉无限的依恋。世事本无常,更何况在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时与友人分离。
曹植是一个极具感性的诗人,这一点贯穿他的一生。他重视人间的感情,无论是手足之情还是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他与曹丕立太子之争不能不说很是激烈,但他在随父出征与曹丕分别时依然恋恋不舍即是说明。这样一个视感情重于生命的诗人,如果在与友人分别时只看到了满眼的凄凉景象,而不言惜别之情,不是有些异样而不符合其本性了吗?所以这二首诗歌,必非如有的人所说的做于不同的时间地点,而是做于一时,或者说诗人认为这两首诗歌是不可拆开来作分析而必然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鉴赏方可领会其中的真意。
韦庄生在唐帝国由衰弱到灭亡、五代十国分裂混乱的时代。他一生饱经乱离漂泊之苦。黄巢攻破长安,他逃往南方,到处流浪。直到59岁,才结束了这漂泊流离的生活。
这首《菩萨蛮》词,就是写作者浪迹江南一带时思乡怀念妻子的惆怅心情。
词的上片,写离别之夜,爱人和泪送行的动人情景。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这两句写分别时的情景。回忆在朱门红楼那天告别之夜,灯光映照着半卷的挂有流苏的帐子的情景,真叫人难过极了。“流苏”,是用五彩毛羽或丝绸作成的须带或垂饰,称流苏。“半卷流苏帐”,指人还未入睡。
“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次二句写情深似海,难舍难分,一直到残月将落时,爱人带着泪水,才送我离开家门,分手告别的。
词的下片,写客地思归,由听到琵琶乐声想到所爱之人正倚窗远望,等候自己归去。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这两句写作者在他乡听歌女弹琵琶,弦上弹出黄莺般的音乐声。“金翠羽”本指美人的金钗,这里用以代指歌女,“黄莺语”指琵琶弹的乐声就象清脆婉转的黄莺啼般的歌声,极写琵琶声调的婉转。
“劝我早还家,绿窗人似花。”这两句写词人由“黄莺语”联想起爱人临别时叮咛自己早日归家,想到花容月貌的爱人此时正倚窗远望,盼望归去。
据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此词又作: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掩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此诗写一位尊贵的男子驾车驱驰在浚邑郊外的大道上,车马隆隆,旗帜飘扬。接下来是对旗帜和车马的特写:旄是“素丝纰之”,用素丝织的流苏镶在旗帜的边上,可见其色彩鲜明及飘扬姿态;马是“良马四之”,四匹高头大马驾车而行,十分气派,意气风发。
第二、三章意思相近,但比第一章旗帜越来越漂亮,距离浚邑越来越近,车马排场越来越盛。而离目的地越近,其情越怯。
此诗全用赋体,采用重章叠句的结构,但完全重复的句子仅“彼姝者子”一句,这似乎也突出了那位“姝者”在全诗中的重要性。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西方美人’,亦称圣王,则称贤以姝,亦无所疑。”持“美好善说”的毛诗说以为“姝者”是卫国好美善的大夫,持“访贤说”的朱熹则以为“姝者”是卫国的贤人,但他们都认为“之”指代的是卫大夫。毛诗说以“之”为“贤者乐告以善道”(《毛诗序》)的对象,朱熹以“之”为“答其礼意之勤”(《诗集传》)的对象。“之”指代的应是上文的“彼姝者子”,若取“访贤说”,那“之”必然是指被访的贤人。“何以畀(予,告)之”,正是访贤大夫心中所想的问题:将赠送他们什么东西以示礼敬?将告诉他们哪些事需要请教?
关于诗中是“四之”“五之”“六之”,《毛传》解为“御四马也”“骖马五辔”“四马六辔”,认为“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是说大夫驾车建旌旄而行。对此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服马四辔皆在手,两骖马内辔纳于觖,故四马皆言六辔,经未有言五辔者。”又引孔广森语曰:“四之、五之、六之,不当以辔为解,乃谓聘贤者用马为礼。三章转益,见其多庶。《觐礼》曰:‘匹马卓上,九马随之。’《春秋左传》曰:‘王赐虢公、晋侯马三匹。’‘楚公子弃疾见郑子皮以马六匹。’是以马者不必成双,故或五或六矣。”
从诗艺上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由远而近,“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由少而多,章法是很严谨的,而“何以畀之”“何以予之”“何以告之”用疑问句代陈述句,摇曳生姿。如果按“访贤说”,那么此诗反映访贤大夫求贤若渴的心理可谓妙笔生花。
这首酬答诗是专为秦嘉奉役赴京师而作的。这首赠别诗表达了病妇独守空闺,牵念丈夫的痛苦。前十句是化情于事,后十句是直抒其情。在表现形式上,诗人仿效楚辞的兮字句式,每句皆用一“兮”字,极表感叹之情。这与全诗悲伤咏叹的情调颇为相合,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全诗大致分二层意思。
第一层,作者陈述自己未与丈夫互诉衷肠的原委及内疚之情。写自己患病母家,身体不好,常常被病魔缠绕,所以回了娘家,至今卧床不起,不能出门已有数月,仍然没有痊愈,不得与夫话别。“不令”,不善;“婴疾”犹抱病;“差”,病愈。
“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二句转写自己因病未能拜见丈夫,亲自服侍稠陪伴他,有违敬夫之情。“觐”.朝见,拜见(君主)。作者用“觐”字以示对丈夫的尊敬和爱慕。当时,秦嘉派去接徐淑的车已经“空返“,作者深感内疚而作此句。由此能感受女诗人内心蕴藏的复杂情愫。作者首先交待不能送别的原因,虽是叙事,而又化情于事,于事见情。平静的水流是最深的水流,强忍不露的感情更为诚挚动人,这几句看似平平叙事的诗,亦复如此。
第二层写自己得知丈夫即将远行却难以面别的悲凉和凑苦。
君即刻奉命去京师了,“一别音容两茫茫“,岁月多么漫长啊l所谓“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何况此别并非几日。而我未能与你宽语相慰,对你倾叙思恋之情。下二旬“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借《诗经·燕燕》中“瞻望弗及,伫立以泣’’的意思,自己不能长亭送别只好在想象中站在高处,极目远眺,希望能看到你远去的身影,在那里独自徘徊。接下来,作者写登高远望仍不见丈夫踪影的内心感伤和联想。旧时代的妇女往往把自己一生的希望都寄托于丈夫,即所谓“出嫁从夫”。故与久别归来的丈夫团聚乃是她们最为欣喜之事。何况秦嘉夫妇感情甚笃,故未见面之遗恨更深。
于是作者忧虑丈夫行路前的衣食是否备妥,心情是否忧郁,梦想其容晖。今日一别,何时相见呢?作者极想获悉下次相聚之时日,而事实上又不得而知,故言限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作者任自己思绪联翩,想象驰骋,表达了自己恨不能象鸟一样展翅而飞,永远与丈夫形影不离的感情。别离之际的神伤魂泣,女诗人身染沉疴,竟连“消魂”的叙别亦不能得。丈夫远出,相去日远,诗人不禁幻想自己能插翅高飞,长追不弃。然而幻想终归还是幻想。
“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是对自己此刻心情和神态的真实写照。想象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使作者更伤感了,无奈只得长叹一声,让汩汩涌出的泪水打湿衣裙罢了,又能如何呢?缠绵俳恻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从焦躁中冷静下来和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之后的感伤。“长”字“永”字,同义重复,更见得此情的厚重压抑,深沉含蓄,至此一个赢弱、多情的少妇形象跃然纸上了全诗感情真挚,一片深情。“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四句虽未明写渴望与夫相聚,但此情却渗透于字里行间。
徐淑的丈夫秦嘉入洛阳就职,当时徐淑正卧病母家,夫妇没能面别,秦嘉作《留郡赠妇诗》三首与妻话别。徐淑以此诗作答,表达不能与丈夫相随前行的悲痛伤心和对丈夫的挚爱深情。
诗开始四句,诗人概写了当时的战局。“胡风”即北风,这里暗指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因安史都是胡人。当时安史军正盘据鲁阳(今河南鲁山),一个“拥”字,既见到叛军的嚣张,又见到乱军乌合之状,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憎恶之情。“照海雪”,可见吴兵军容严整,威风凛凛的气势。然而,当时的唐军实在不会有这样的士气,这不过是诗人的一种主观愿望。“西讨何时还”,乍看有些突兀,使人气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战局形势和诗人对此难以隐藏的忧虑,暗示出未来的牺牲是巨大的。这一感情上的转折正是下文的引出和过渡。
以下八句里,诗人把满腹的哀怨和悲苦都倾注在别离场景的抒写上,这是诗人感情的一个方面。“半渡”二字说明有的征人已登船启航,还有不少征人仍在岸上依依不舍地与家人做最后的诀别。征人们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哀伤的惨痛情景感天动地,使得天地昏黄,惨淡无光。母子别离最动情,最伤感,况且母已老,读者如同见到这位白发苍苍,泪眼龙钟的老人家,拄着拐杖颤颤微微,执手牵衣地送子远征,她深知子一去,难生还,所以她“呼天野草间”,匍匐在草地上,向上天控诉着人间的种种不平,向大地哭诉着自己命运的悲苦。然而,此时,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老人家的晚年恐怕无以为生。母子分离最典型,那些夫妻和兄弟之间的别离也是这样。读者似乎听到野草间震天的哭声,如同见到那双双泪眼在做最后的远远一望。征人们已上船,他们所骑之马围着旌旗悲哀嘶鸣,好像它们也知留恋故土。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表面上在写马,实际上是对上面写人场面的有力衬托和补充。“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以白杨叶落进一步渲染了上面已经很悲苦的气氛。这一层的写作顺序是先写人,再写马,后写树,表面上步步退,实际上收到了步步深入的效果,构成一幅目不忍睹的悲惨画面,奏出一曲耳不忍闻的凄凉乐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诗人对苦难中的人民深切的同情。
下面六句表达了诗人感情的另一面:即对多灾多难的祖国赤诚之心和深情的爱恋。诗人转换为征人自述的形式,表现出征兵们慷慨壮烈,为国平叛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这个新征的士兵显然不是诗人理想中的抗敌英雄,他生于盛世,是个不习弓矢的下层农民。从这一现象既可知兵员的匮缺,又可见诗人对现实的不满,还表达出了人民毅然从军平叛的热切心情和巨大的承受力。这些只懂农事耕耘的士兵有着强烈的为国献身精神,他们“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这激越的誓言出自征人之口,也表达了诗人的强烈的爱国激情。这些征人虽武艺不强,但他们勇于为国捐驱的精诚之心定能感化顽石,像汉代飞将军李广那样箭入石中。这样的军队不怕任何艰难牺牲,定能为国平叛,为民立功。当然,这些慷慨之词只是诗人的良好愿望和对这些应征子弟的勉励。
最后四句总括全诗。“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遥应“吴兵照海雪”句,写出了唐军的威武雄壮,同时又笼括第三层六句,唐军船队满载着士兵和他们的豪情壮志,浩浩荡荡直奔落星湾(今鄱阳湖西北),再入长江而去。“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诗人一转慷慨豪壮的格调,全诗在凄惨、悲凉的气氛中结束。这二句遥应“西征何时还”句,笼括第二层八句。诗人又回到了现实中伤心别离的场面。《豫章行》古曲专写别离之苦,此时不可再奏这样的曲子了,不然士兵们定会更加触动思乡之情,在悲苦欲绝中鬓发皆白。
总括全诗,人们突出地感到诗人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对战乱给百姓造成的苦难深表同情,一洒忧民之泪;另一方面他又鼓励征人顾全大局,支持平叛战争,大抒忧国之情。这种极其痛苦的矛盾心情构成了全诗凄惨与慷慨,沉痛与激昂交织在一起的格调,这与杜甫“三吏”、“三别”的忧国忧民的情调极其相似。与这种格调相配合,这首诗形成了抑扬顿挫的结构特点。中间十四句先抑后扬,最后四句先扬后抑,以抑煞尾,这种错落有致的结构与诗人的情绪吻合在一起。
李白是一位以抒情见长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把大千世界的风貌和纷杂社会的现实熔铸在他所抒发的主观感情世界中,这是李白诗反映现实的主要方法和特征。然而,李白诗的风格是多彩的,绝非仅限于此。在他的诗歌中确有一部分像《豫章行》这样直接反映现实,评论现实的不朽之作,尤其是晚年,他目睹了安史之乱,并身陷圄,境况大不如前。此时,他对现实社会有了更真切、更冷静的认识,于是,他的作品便从对自己身世的忧愤转为对国事与民生的深深忧虑。这一时期,李白写下了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作。像《豫章行》这样的现实主义杰作甚至可以和杜甫的现实主义名作相媲美。
李白身在豫章写《豫章行》十分巧妙。《豫章行》古辞专写别离之苦,后人利用这一古辞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李白《豫章行》,就内容来说,同样也写别离之苦,就形式来说,也有一些与古辞相吻合的句子,但是,李白却冲破了前人“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容华不久”(见《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的狭小天地,赋于诗歌充实的社会内容,写出了如此深刻的现实主义杰作。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度上,还是在表现力的厚度上都超过了前人所有的《豫章行》。这正是对汉魏以来“借古乐写时事”(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以浪漫主义著称的伟大诗人李白来说,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