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上片用刘表、王粲事，抒写怀才不遇的郁闷。

　　“鸡鸣风雨潇潇，侧身天地无刘表。”起句突兀，化用《郑风·风雨》“风雨潇潇，鸡鸣胶胶”之句，“风雨”便象征乱世，“鸡鸣”便象征君子不改其度。这一句是把握词旨趣的关键，没有这一句，就可能把词理解成悲秋思乡，有了这一句，就知道词人表达的是英才思明主的“择木之意”。汉末初平三年，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在长安作乱，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刘表为荆州刺史，荆州没有战乱，较为安宁，所以很多人到那里避乱，王粲因为跟刘表是同乡，两家有世交，故此去投靠他。所以这里不是一般意义地赞美刘表，而是以王粲自比的延伸。此句重笔描绘出一幅寒冷阴暗、风雨交加、鸡声四起的背景，渲染了一个风雨如晦，看不到曙光的环境，暗示元末社会风雨飘摇，动荡不安。词人感叹天地之大，竟无像刘表那样的人可以依附，流露了他的失路之悲。

　　“啼鹃迸泪，落花飘恨，断魂飞绕。”杜鹃，又叫杜宇、子规、伯劳、鹈鴂，自从屈原把它写进《离骚》，它就与古典诗词结下不解之缘。它既被用来表现或烘托思归之情，又用作“落花时节的标志”，或者是时序更换的标志。“啼鹃迸泪”和“落花飘恨”用拟人的手法，把词人沉痛悲怨之心披露无遗，杜鹃的啼鸣又隐含了无限的乡愁，引发了下片的怀乡之情。由于连“依附刘表”亦不可能，便感到魂断无依。词人侧身于天地之间， 骋目四望而无栖息托身之地， 其内心之痛苦有如杜鹃啼血。此句不是词人一般意义上对于生命的惋惜，而是他基于事业功名的执着追求。自古仁人志士，总伴有岁时惊心、时序迁流的紧迫感，在看似伤感的表层下掩盖着积极进取的人生动机。

　　“月暗云霄，星沉烟水，角声清袅。”“月暗”、“星沉”进一步渲染拂晓前天色的阴沉压抑，画角之声也是那样凄凉哀厉，令人生悲。在这里，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时光的执着与敏感。

　　“问登楼王粲，镜中白发，今宵又添多少。”以王粲自比在前面已提到，而“登楼王粲”是以“登楼”为具体语境，这意味着词人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自比王粲，而是有着特定的负载信息。滞留异地、有家难归的思乡之情，施展才华、拯世济物的用世之心，以及日月逾迈、志不获骋的焦虑沉淀在刘基的内心深处，反复出现在其词中，揭示了词人复杂的心理。

　　下片抒写乡愁，紧承登楼。

　　“极目乡关何处？渺青山、髻螺低小。”词人极目远眺，不见家乡，只见如髻螺般的远山，横于天边，使人惆怅。那远山挡住了自己梦回家乡的道路，眼望不到，梦魂难飘，此恨怎消？词人把其为朝廷命运担忧，为个人前途而苦苦思索的郁志之弗舒，付之于这句话。

　　“几回好梦，随风归去，被渠遮了。”以责怨之笔写青山遮梦，意境奇警，更觉深哀。

　　“宝瑟弦僵，玉笙指冷，冥鸿天杪。”词人万般无奈之下，只有借音乐以表哀思，谁想弦僵指冷，难以成调，最后只能目送飞鸿消失在天边，遥寄乡情。至正十三年，刘基建议捕斩方国珍，上官非但不听，反将其罢黜浙东元帅府都事，羁管绍兴，于是词人发出“千古钟期今已矣，空惨怆，对瑶琴”的深深感叹。同时又是暗用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其十四）所表达的理想人格之意及知音不在的感慨之意。

　　“但侵阶莎草，满庭绿树，不知昏晓。”收束全词，没阶的莎草和蔽日的庭树，使人难辨晨昏，这既是写景，也是世事昏暗，自感前途渺茫的心理写照。照应了“鸡鸣风雨潇潇”，在情感上造成回环往复，增加一唱三叹的摇曳之美。而且，“不知昏晓”实又暗喻元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刘基一向以王佐之才自命，意欲澄清天下，礼义治国，然而天下扰扰，何去何从呢？这是摆在词人以及当时所有士人面前的一个难题，此词正是他此时矛盾、困惑心情的写照。

　　全词以啼鹃、落花、断魂等意象的迭加与组合，托物以寄兴，将忧愤、哀怨、惆怅、彷徨，融于一体，既有思乡之情，写意空灵，造语典雅，用典自然贴切，含而不露放之风。既有思乡之情，又有失路之悲，节奏强烈快捷，如急风暴雨，颇有豪放之风。

　　此诗首联写月季花的季节特征；颔联重点描绘了月季花开放时的形态和色泽；颈联以桃李作比，透露出月季花的别有香味，以雪梅作比，又衬托着月季花的盎然英姿；尾联写诗人的独特感受，表露了诗人腊月前见月季的欣喜之情。全诗语言生动，新鲜活泼，且结构谨严，层层描绘，既有对月季花的精勾细摹，又有诗人的感情抒发，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有较好的艺术效果。

　　此诗的标题是咏腊前月季，时候已是冬天，所以杨万里在诗里紧紧地抓住这两点来写。

　　首联“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很自然地入诗点题。第二句破题承起句“花无十日红”，本世人之常见，诗人加上“只道”二字，否定了世俗之见，出了新意，读来倍感新鲜。“无日不春风”是纲领，统领全诗诗人以满腔的热情，歌颂月季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生机勃勃，奋发有为。这二句概写，一句说百花，“花无十日红”，二句说月季，“无日不春风”。虽不是对月季的具体描绘，有些抽象，但并不难理解，且总领两句，已见月季特色。

　　颔联具体描绘。

　　“一尖已剥胭脂笔，四破犹包翡翠茸”，写月季花花蕾初绽的喜人情态。这句又同上句“无日不春风”相应。用胭脂笔”摹其含苞待放时的神情意志，一“剥”字表现月季绽开时顷刻间的动作，化静态的物象为动态美，又以“破”、“包”两词，状描花萼托蕊，傲然而开。见出诗人观察之细致，描写之逼真，堪称独步。

　　颈联写月季的浓香、风姿。

　　“别有香超桃李外，更同梅斗雪霜中”，“超”字与“斗”字仍是承首联中的“春”字，进一步刻画了月季的雪压霜欺花更艳的高尚气质。诗人在这里特别赞美了月季傲霜斗雪的可贵品格。不仅写了月季的香，而且写了月季的风姿。

　　尾联是写诗人的独特感受。

　　“折来喜作新年看，忘却今晨是季冬”。头句急转，提出新题，尾句作答即合，点明题旨，回应开头综观四时，月季“无日不春风”，即使在隆冬腊月，仍与梅花盛开雪圃“喜作”与“忘却”两词用得极妙，增添了诗句的活泼性，幽默性，诙谐性。

　　这首《腊前月季》，传为佳作。诗人为月季四季展浓艳，一年播芬芳，为人们生活增添乐趣的可贵品德所感，怀着深深的敬意，平平写来。对月季的爱悦，全部蕴含在浑融的诗歌意境中。玩索有味，体味有情。语言浅显，造境极佳，把月季写得神韵俱优。

　　这是一首凭吊六朝古迹的诗。台城，旧址在今江苏南京市鸡鸣山南，本是三国时代吴国的后苑城，东晋成帝时改建。从东晋到南朝结束，这里一直是朝廷台省（中央政府）和皇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枢，又是帝王荒淫享乐的场所。中唐时期，昔日繁华的台城已是“万户千门成野草”（刘禹锡《台城》）；到了唐末，这里就更荒废不堪了。吊古诗多触景生情，借景寄慨，写得比较虚。这首诗则比同类作品更空灵蕴藉。它从头到尾采用侧面烘托的手法，着意造成了一种梦幻式的情调气氛，让读者透过这层隐约的感情帷幕去体味作者的感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江面烟雨迷蒙，江边绿草如茵。六朝先后衰亡，宛如南柯一梦。江鸟哀婉啼叫，听来悲悲切切。

　　起句不正面描写台城，而是着意渲染氛围。金陵濒江，故说“江雨”、“江草”。江南的春雨，密而且细，在霏霏的雨丝中，四望迷蒙，如烟笼雾罩，给人以如梦似幻之感。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碧绿如茵，又显出自然界的生机。这景色既具有江南风物特有的轻柔婉丽，又容易勾起人们的迷茫惆怅。这就为下一句抒情做了准备。从首句描绘江南烟雨到次句的六朝如梦，跳跃很大，粗读似不相属。其实不仅“江雨霏霏”的氛围已经暗逗“梦”字，而且在霏霏江雨、如茵碧草之间就隐藏着一座已经荒凉破败的台城。鸟啼草绿，春色常在，而曾经在台城追逐欢乐的六朝统治者却早已成为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豪华壮丽的台城也成了供人凭吊的历史遗迹。从东吴到陈，三百多年间，六个短促的王朝一个接一个的衰败灭亡，变幻之速，本来就给人以如梦之感；再加上自然与人事的对照，更加深了“六朝如梦”的感慨。“台城六代竞豪华”（刘禹锡《台城》），但眼前这一切都荡然无存，只有不解人世沧桑、历史兴衰的鸟儿在发出欢快的啼鸣。“鸟空啼”的“空”，它从人们对鸟啼的特殊感受中进一步烘托出“梦”字，寓有很深的感慨。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只有台城柳树最是无情，依旧烟笼十里长堤。

　　杨柳是春天的标志。在春风中摇荡的杨柳，总是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让人想起繁荣兴盛的局面。当年，十里长堤，杨柳堆烟，曾经是台城繁华景象的点缀；如今，台城已经是“万户千门成野草”，而台城柳色，却“依旧烟笼十里堤”。这繁荣茂盛的自然景色和荒凉破败的历史遗迹，终古如斯的长堤烟柳和转瞬即逝的六代豪华的鲜明对比，对于一个身处末世、怀着亡国之忧的诗人来说，该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而台城堤柳，却既不管人间兴亡，也不管面对他的诗人会引起多少今昔盛衰之感。我行我素的按照自然规律生长，所以说它无情，说柳无情，正透露出人的无限伤痛。“依旧”两字，深寓历史沧桑之慨。它暗示了一个腐败时代的消逝，也预示历史的重演。堤柳堆烟，本来就容易触发往事如烟的感慨，加以它在诗歌中又常常被用作抒写兴亡之感的凭借，所以诗人因堤柳引起的感慨更加强烈。“无情”、“依旧”，通贯全篇写景，兼包江雨、江草、啼鸟与堤柳；“最是”二字，则突出强调了堤柳的“无情”和诗人的感伤怅惘。

　　诗人凭吊台城古迹，回顾六朝旧事，免不了有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之感。亡国的不祥预感，在写这首诗时是萦绕在诗人心头的。如果说李益的《汴河曲》在“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的强烈感喟中还蕴含着避免重演亡隋故事的愿望，那么此篇则在如梦似幻的气氛中流露了浓重的伤感情绪，这正是唐王朝覆亡之势已成，重演六朝悲剧已不可免的现实在吊古诗中的一种折光反映。

　　这首诗以自然景物的“依旧”暗示人世的沧桑，以物的无情反托人的伤痛，而在历史的感慨之中暗寓伤今之意，采用了虚处传神的艺术表现手法。

　　诗开始四句，诗人概写了当时的战局。“胡风”即北风，这里暗指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因安史都是胡人。当时安史军正盘据鲁阳（今河南鲁山），一个“拥”字，既见到叛军的嚣张，又见到乱军乌合之状，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憎恶之情。“照海雪”，可见吴兵军容严整，威风凛凛的气势。然而，当时的唐军实在不会有这样的士气，这不过是诗人的一种主观愿望。“西讨何时还”，乍看有些突兀，使人气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战局形势和诗人对此难以隐藏的忧虑，暗示出未来的牺牲是巨大的。这一感情上的转折正是下文的引出和过渡。

　　以下八句里，诗人把满腹的哀怨和悲苦都倾注在别离场景的抒写上，这是诗人感情的一个方面。“半渡”二字说明有的征人已登船启航，还有不少征人仍在岸上依依不舍地与家人做最后的诀别。征人们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哀伤的惨痛情景感天动地，使得天地昏黄，惨淡无光。母子别离最动情，最伤感，况且母已老，读者如同见到这位白发苍苍，泪眼龙钟的老人家，拄着拐杖颤颤微微，执手牵衣地送子远征，她深知子一去，难生还，所以她“呼天野草间”，匍匐在草地上，向上天控诉着人间的种种不平，向大地哭诉着自己命运的悲苦。然而，此时，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老人家的晚年恐怕无以为生。母子分离最典型，那些夫妻和兄弟之间的别离也是这样。读者似乎听到野草间震天的哭声，如同见到那双双泪眼在做最后的远远一望。征人们已上船，他们所骑之马围着旌旗悲哀嘶鸣，好像它们也知留恋故土。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表面上在写马，实际上是对上面写人场面的有力衬托和补充。“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以白杨叶落进一步渲染了上面已经很悲苦的气氛。这一层的写作顺序是先写人，再写马，后写树，表面上步步退，实际上收到了步步深入的效果，构成一幅目不忍睹的悲惨画面，奏出一曲耳不忍闻的凄凉乐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诗人对苦难中的人民深切的同情。

　　下面六句表达了诗人感情的另一面：即对多灾多难的祖国赤诚之心和深情的爱恋。诗人转换为征人自述的形式，表现出征兵们慷慨壮烈，为国平叛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这个新征的士兵显然不是诗人理想中的抗敌英雄，他生于盛世，是个不习弓矢的下层农民。从这一现象既可知兵员的匮缺，又可见诗人对现实的不满，还表达出了人民毅然从军平叛的热切心情和巨大的承受力。这些只懂农事耕耘的士兵有着强烈的为国献身精神，他们“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这激越的誓言出自征人之口，也表达了诗人的强烈的爱国激情。这些征人虽武艺不强，但他们勇于为国捐驱的精诚之心定能感化顽石，像汉代飞将军李广那样箭入石中。这样的军队不怕任何艰难牺牲，定能为国平叛，为民立功。当然，这些慷慨之词只是诗人的良好愿望和对这些应征子弟的勉励。

　　最后四句总括全诗。“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遥应“吴兵照海雪”句，写出了唐军的威武雄壮，同时又笼括第三层六句，唐军船队满载着士兵和他们的豪情壮志，浩浩荡荡直奔落星湾（今鄱阳湖西北），再入长江而去。“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诗人一转慷慨豪壮的格调，全诗在凄惨、悲凉的气氛中结束。这二句遥应“西征何时还”句，笼括第二层八句。诗人又回到了现实中伤心别离的场面。《豫章行》古曲专写别离之苦，此时不可再奏这样的曲子了，不然士兵们定会更加触动思乡之情，在悲苦欲绝中鬓发皆白。

　　总括全诗，人们突出地感到诗人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对战乱给百姓造成的苦难深表同情，一洒忧民之泪；另一方面他又鼓励征人顾全大局，支持平叛战争，大抒忧国之情。这种极其痛苦的矛盾心情构成了全诗凄惨与慷慨，沉痛与激昂交织在一起的格调，这与杜甫“三吏”、“三别”的忧国忧民的情调极其相似。与这种格调相配合，这首诗形成了抑扬顿挫的结构特点。中间十四句先抑后扬，最后四句先扬后抑，以抑煞尾，这种错落有致的结构与诗人的情绪吻合在一起。

　　李白是一位以抒情见长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把大千世界的风貌和纷杂社会的现实熔铸在他所抒发的主观感情世界中，这是李白诗反映现实的主要方法和特征。然而，李白诗的风格是多彩的，绝非仅限于此。在他的诗歌中确有一部分像《豫章行》这样直接反映现实，评论现实的不朽之作，尤其是晚年，他目睹了安史之乱，并身陷圄，境况大不如前。此时，他对现实社会有了更真切、更冷静的认识，于是，他的作品便从对自己身世的忧愤转为对国事与民生的深深忧虑。这一时期，李白写下了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作。像《豫章行》这样的现实主义杰作甚至可以和杜甫的现实主义名作相媲美。

　　李白身在豫章写《豫章行》十分巧妙。《豫章行》古辞专写别离之苦，后人利用这一古辞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李白《豫章行》，就内容来说，同样也写别离之苦，就形式来说，也有一些与古辞相吻合的句子，但是，李白却冲破了前人“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容华不久”（见《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的狭小天地，赋于诗歌充实的社会内容，写出了如此深刻的现实主义杰作。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度上，还是在表现力的厚度上都超过了前人所有的《豫章行》。这正是对汉魏以来“借古乐写时事”（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以浪漫主义著称的伟大诗人李白来说，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