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纪游诗，描写游蓝田山石门精舍（佛寺）的经过。作于诗人晚年隐居蓝田山中的辋川别墅时。这首诗一起笔就透出诗人特别轻松、快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傍晚时分，驾着轻舟，任凭晚风吹荡，令人感到惬意。这两句是诗人内心感受的自然流露。“落日山水好”，“好”这个普通而又概括的字面最能表现此时触景而生的丰富感受。这样的景致，这样的情致，自然是：“玩奇不觉远，因以缘源穷。”不知不觉间，小船荡到了水的源头。可以想象，一路上胜景有多少，诗人的兴致有多高。“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云木秀”指石门精舍所在，它遥遥在望，叫人感到兴奋。舟行至此似乎到头了，又使人疑惑沿这条水路接近不了它，未免令人焦急。“安知清流转，偶与前山通。”谁知水流一转，发现源头未尽，正通向前山。这意外的发现，又叫人多么欣喜。如果说，前面所写是平中见“奇”，这里所写就是曲径通幽了，这就是舟行的无穷乐趣。如果只是平奇而无曲幽，兴趣就不会如此盎然了。
“果然惬所适”与“初疑”呼应，游山兴趣继续在增强着。到达山寺后见到：“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僧众不多，且在松柏下逍遥，环境显得清静而不枯寂；“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这里是写僧人日常功课。僧人起早贪黑地参禅、诵经，但在诗人看来，这些方外人生活并不枯燥，自敬其事，自得其乐，精神世界充实得很呢。“道心及牧童，世事问樵客。”一是指这些僧人修行很高，佛法感化了牧童；二是说这里和平宁静，几乎与外界不相交通，“问樵客”是很偶然的事。联系结尾的“桃源人”，诗中所写似乎有桃花源生活的影子。桃源人避世而居，那里也有忙碌而有秩序的劳动生活。“世事问樵客”与桃源人向武陵渔人打听外界情况也相似，这里只是将“渔人”换成“樵客”，甚至诗人在这里就是自比樵客（僧众向他打听外事），把自己编入桃花源故事中，这又是多么有趣啊。看来深山发现的既是一片净土，又是一片乐土，这叫他更惬意了。
最后八句写“暝宿”和“明发”。夜晚睡在这里也十分可意：高林笼罩，床席象美玉一般洁净清凉，室内焚燃的是寺中特有的香料，窗外飘来的是野花的清香，浓淡相间，山月初露，辉光摇曳，这又显得多么清幽。早晨离开时他担心再来寻觅此地会迷路，出发之前他又到各处登览了一番，要把这里的山径水道牢牢记住。出发时“笑谢桃源人”，说花红时再来拜访他们。“笑谢”透出他的满足，也表现与山僧的情谊。“花红”又暗示此游正是桃红柳绿的时节，前面写“山水好”、“云木秀”就有了具体色彩，而又与“桃花源”联系起来，可见一路是花明柳暗，怪不得游兴是那般高了。
全诗二十四句，八句一层，“依次写来，妙有步骤”（王文濡语），语句自然清新，而又蕴含着丰富的情味。同代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评论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还特别例举了这首诗“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等句，足见对此诗的爱赏。
此诗对自己的生平作了相当详尽的回顾。全诗可分六大段，分别叙述了“少年之游”、“吴越之游”、“齐赵之游”、“长安之游”以及“奔赴凤翔及扈从还京”、“贬官之后久客巴蜀”的经历，诚如浦起龙所云，“是自为列传也”（《读杜心解》卷一）。
然而此诗更值得注意的是它那强烈的感情色彩。宋人刘克庄曰：“《壮游》诗押五十六韵，在五言古风中多悲壮语，……虽荆卿之歌，雍门之琴，高渐离之筑，音调节奏，不如是之跌荡豪放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清人蒋金式补充说：“后文说到极凄凉处，未免衰飒，却正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意，想见酒酣耳热，击碎唾壶时。”（《杜诗镜铨》卷一四引）可见“壮游”之壮并非但指壮年或豪壮，也含有悲壮之意。诗人将自己坎坷、动荡的生平与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融为一体予以叙述，所以诗中有双重的感慨和惋惜，词气也就格外的抑塞历落。
尤其是后面三段，在叙述自己旅食京华的经历时映带着朝政的黑暗和皇族的奢糜，在叙述自己在安史之乱起后的遭遇时更着重回忆了国家形势之危急，即使在叙述自己暮年漂泊西南的心情时仍念念不忘“群凶逆未定”的局面，并希望有英俊之才出来力挽危局。
正由于诗人把自己的荣辱沉浮与国家的盛衰兴亡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此诗的意义不仅仅是“自为列传”，而且也从个人遭遇的角度映带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从而使全诗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这样，当我们读到“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这样的句子时，就不仅仅为一个才人志士被埋没的个人悲剧而感到惋惜、悲伤，也为那个由鼎盛走向衰败的悲剧时代而感到惋惜、悲伤。
第一首诗的首二句揭出诗人与刘梦得的交情深厚。白氏《醉吟先生传》：“退居洛下，（与）鼓城刘梦得为诗友。”又《白氏长庆集》有《刘白唱和集解》，当时诗坛，刘、白并称，因此落笔就写“四海声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绸缪”是表现朋友间的情意殷勤，冠以“百年交分”，更显出二人友情的终生不渝。接下来的四句叙述二人友情的基础。白刘二人都是有志之士，都曾想改变中唐时期的社会局面，重振盛唐时代的雄风，然而命运多蹇，宦海沉浮多年，不幸均遭贬谪，志向不能实现，生活上也极其困顿不堪。所谓“同贫同病退闲日”。这简短的七个字实包含着无限丰富的内容，他们何以贫病，何以退闲，都意在言外。相同的遭遇奠定了他们毕生的友情。如今一死一生，死者不能复生，生者亦至耄耋之年，他们的交情也经受了真正的考验。
“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二句分别从政治理想和诗文唱和两个方面描叙了二人志趣相投的友情。前一句诗人自注说：“曹公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使君指刘备，这里借指刘禹锡。刘、白二人都热衷于政治革新，可谓志同道合，故以英雄相推崇。这是二人为友的政治思想基础。后一句则写禹锡诗婉而多讽，其微言大旨，自己能知之。这是指诗文方面白居易也是刘的知音。据说孔子修完《春秋》，曾慨叹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白居易自注说：“《春秋》之旨微而婉也。”
诗的感情深挚，语言又简炼，几乎每句话都表现出一个方面的内容。诗人和刘禹锡遭遇相同，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诗文上的互为知音，两人情深意长。而今刘氏去世，一去不返，的确令人悲痛。诗的结尾说：“贤豪虽没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悲壮之中饱含着无限的忧伤和怀念。
白居易以沉痛的心情，悼念了同病相怜的老战友。对他和刘禹锡齐名天下，感到无限的自豪和光荣。在第二首诗中他还把自己与刘禹锡看作唇齿相依的关系。一生诗友，百年绸缪；文章虽微婉，而蕴含当时政局中刘禹锡的出处起跌，实有不尽的难言之隐，这一点，白居易能够最深切地体会。在“永贞革新”前后，特别是“永贞革新”以后，白居易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这场改革，对白居易的思想进步促进很大。以后，白居易在人际交往中，即使自己往日的至交，他从不惜个人情谊，予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