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豳因敢于在皇帝面前直言劝谏而与同时代的王万、郭磊卿、徐清叟被称为“嘉熙四谏”。王潜斋，即是王埜，曹豳与王埜（号潜斋）同为浙江人，同在宁宗朝先后中进士第，在政治上两人有着共同的爱国进步主张。
王埜的《西河》，一开篇就责问苍天，曹词则直率地直指到人，责问“今日事，何人弄得如此！”这是不言自明的。王词引理宗端平元年献陵图一事以泄内心的忧国结愁，曹词则化用曹操《蒿里行》诗名“百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入词，对人民横遭屠戮的惨状满怀同情，深感悲愤，对南宋当权者昏庸腐败、丧权辱国的行径含恨不已，语带讥刺。王词叹老抱恨，感慨“千古恨，吾老矣。”曹词宽慰他不必空自悲伤：“谩哀痛，无及矣！”王词吊淮水、望江水，扼腕泪，悲愤难已。曹词用新亭对泣事，感叹并讥刺南宋当权者无意恢复中原，优柔寡断，丧权误国，隐含王导语：“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对泣邪？”激励友人共同寻求抗战救国的良策，来匡正天下。王埜当时被劾下台，不在其位，词中慨叹纵有雄心，无所寄托。曹豳则感叹如今有才能的人被埋没于草野之间，扶危安邦的大任由谁来担负。其实，曹词有着弦外之音：“高卧闾里”隐居不仕的王埜，正是可以负起国家安危之责的人材。
因此，两首词的结韵表现出了作者的各自情怀：王埜在沉痛中虚幻地呼唤着历史人物张骞，曹豳却能冷静地着眼于客观现实，将目光真诚地投向自己的老友：“定相将有诏催公起，须信前书犹未？”积极唤起处于绝望中的王埜，坚信他不久将东山再起，能够象张骞一样扶危安邦，收复中原。
将曹豳和词与王埜原词两相比照，不难看出，曹、王两人是志同道合的斗士，也是文学领域的知音。两人词作在格调上相互契合，在旨意上同气相求。
这首词运转自如，熨贴无间，在词的格律上与王词既环环相扣，又自然流丽，在词的情致上与王词既息息相应，又新意叠出。曹词的整个基调比王词显得高亢，激越，明快，其中充满对战友与词友一片拳拳期许之忱。当然，这也是对国家、对人民的期待。
三国时期，地处东南的吴国是立国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在孙权病亡前后，统治集团内部在继承权问题上就乱开了。朝官分成拥嫡、拥庶两派，为废、立太子斗争非常尖锐。公元252年，孙权去世，内部矛盾很快表面化，宗室和大臣间彼此屠戮，长期进行争权夺势的斗争。孙权之后，由孙亮、孙休先后称帝，为时不长。公元264年，由孙皓执政。这个吴国的末代皇帝凶顽残暴，穷奢极侈。他用剥面皮、凿眼睛、灭三族等酷刑杀人。后宫已有数以千计的宫女，还在民间掠夺少女。甚至明令年年上报“将吏家女”的名册，女孩子一到十五、六岁就要“简阅”一番，供其挑选。暴虐的政治，苛酷的剥削，激起人民不断起义，终于将吴国推进覆灭的深渊。
在吴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迁都事件。公元211年，孙权从吴迁都秣陵，并改名建业（即今南京），后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孙权迁都鄂，改名武昌。229年，又还都建业。很有进取精神的孙权，十分重视这两个军事重镇，通过建都，使两地经济日臻繁荣；尤其是建业，成了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到孙皓时代，公元265年，他在西陵督阐的建议下，也来了一次迁都。什么原因呢？据说“荆州有王气”。而建业宫殿已破旧。这个贪欲无度的暴君但求享尽人间欢乐，于是吹吹打打地从建业搬到武昌，并下令扬州地区的人民远道从长江送去供享乐的一切耗资。沿江人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政事多谬”，加上“公私穷匮”，虽然孙皓还在醉生梦生之中，可国政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了。左丞相陆凯是孙权留下的旧臣，对孙权的治国之道有切身感受，对孙皓的腐配专横有冷静观察，算得是个统治集团中的清醒者。凭借旧臣身份，还敢于直言疏。《吴孙皓初童谣》就是陆凯在武昌劝孙皓时引用的一首童谣。陆凯在这个奏疏中，痛陈国衰民弱之现状，力劝孙皓“省息百役，罢去苛扰，科出宫女，清选百官。”孙皓当然十分不悦，只是慑于陆凯的“宿望”，才没有加害于他。
《吴孙皓初童谣》仅短短四句，却从中透露出了人民的苦难、怨恨和不平。尽管武昌有美鱼可烹食，有房屋可停居，但百姓宁愿到建业去，即使在那里只能饮水充饥，以至如履死地，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为什么呢？就因为武昌为孙皓所居，人民苦于暴政久矣，已不能共存于一处。当然，这里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建业曾是孙权的古都，人民向往建业，实是怀念创业皇帝孙权。当时为了备战，孙权虽然也曾强赋厚税，然而他个人尚能自持节俭。在倡导发展农业生产时，他不但赞同陆凯开垦农田的命令，而且主动提出他和儿子们亲自受田耕种，“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公元247年，建业宫年久失修，武昌宫已用了二十八年，这些材料不能再用，建议采伐新材以筑新宫。孙权不许。认为正是战争期间，百姓负担已重，如若再有通伐，就会妨损农桑。坚决让臣下搬来武昌宫材瓦改作太初宫。对比孙皓的暴虐贪残，人们能不痛恨万分吗？童谣正是通过向往建业、远避武昌这种直率的语言责孙皓。以宁死而不愿留居武昌的激愤之声，揭露了当时“苛政猛虎”的血淋淋社会现实，控诉了孙皓集团的滔天罪恶，抗议了他们的胡作非为。
当时永安山区的农民忍无可忍，在施但领导下发动了一场起义。初则数千人，发展到万余人，直杀至建业城里，给孙皓政权以极大威胁，就在这种怨人怒的境况下，孙皓不得已于266年冬天灰溜溜地还都建业，一方面血腥镇压施但义军，一方面以此平息朝野反抗。但是，他的骄奢淫欲并就此收敛。一到建业又耗费数以亿计的资财筑起了一座显明宫，“大开园囿，土山楼观，穷极伎巧。”陆凯也曾强劝，而孙皓至死不悟，终于弄到财竭国亡的地步。
这首歌谣为陆凯作为例证引用于奏疏中，但保留着民谣朴实生动的面貌。它用强烈对比的手法，从正反两方面突出反封建暴政的主题思想。相近的句式，相近的韵脚，成为在民间口相传、不胫而走的有利条件。
张孝祥自进士及第之日起即满怀激情关注国事，及至乾道五年（1169）去世之前的六年中，原有的政治热情虽然基本丧失，却也时不时有所流露。通过此词开头两句就可以看出，词人设醮祈福消灾，“祝南山”亦“瞻北阙”（张孝祥另一首《鹧鸪天·上元启醮》句），企盼着夜深还叩击宫门，再议抗战事，共进平戎计。“子夜”，夜半子时。“封章”，言机密事之章奏皆用皂囊重封以进，故名封章，亦称封事。“紫清”，原意天上，谓神仙居所，这里指翰林院，以翰林乃清贵之职，故称。“五霞”，道家称黄天、苍天、青天并皆空虚，有自然五霞。“佩环”，玉佩，一般情况下指女子，这里形容诗文韵调铿锵，亦即抗战、平戎之策论激昂宏畅。由于词人深受老庄避世思想和道教游仙之说影响，以儒家为主导的精神世界越来越神秘化和淡化了，所以，这首词不再有“高论逼河汉”的气势，只有“清诗鸣佩环”的飘逸。
上片三、四句同前两句一样，仍然是一种企盼。“驿传”，传舍、驿站，历代封建政府供官员往来和递送公文用的交通机构。“风火”，紧急，代指前线。“龙鸾”，龙与凤，常常比喻贤士或华美文章，这里喻作前线的捷报。“烟霄”，显赫处。“孔翠”，孔雀和翠鸟，以喻精华，这里则喻作隆重的礼仪接引。这两句对仗工整，轻快流畅，更以其飘逸表达了词人对收复失地的企盼。
过片“瑶简”句进一步将上元设醮推向新的企盼。“瑶简”，即玉简，玉质的简札或手版，一指道家的符箓，一指帝王封禅、诏诰用的文书。“羽衣”，以羽毛织成的衣服，常称道士或神仙所著衣为羽衣。“金童”，仙人的侍童。“双引”，分列两旁导引。唐制谓宰相入朝须举双烛引路，余官各一，故称；宋制谓学士以上有朱衣吏一人引马，至入两府则朱衣二人引马，故称。“通明”，开通而贤明，代指君主，这里是指君主宫邸。从这几句又可看出，词人尽管深受避世思想和游仙之说影响，却仍然念念不忘朝见君主以陈其所见。诚然，通明之己见当陈通明之君主，该词写到这里，其企盼可谓透彻通明之极。
最后一联作为全词结语，既是贺词，更是企盼，论时知心，披文入情。“三湘”，湖南湘乡、湘潭、湘阴（或湘源）合称三湘。古诗文中三湘多泛指湘江流域及洞庭湖地区。“五管”，一作“五筦”，指今岭南地区，古以广、桂、容、邕、安南府皆隶广府都督统摄，谓之五府节度使，名岭南五管。词人曾在这些地方为官。上联写的是为官心得，为官一任，当造福四方，与民同乐。
下联写的是为臣心期，祈祷江山社稷永葆太平万万年。
张孝祥诗词作品皆能于写景叙事之中，流露出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的深切关怀，此设醮祈祷一词也不例外。谢尧仁称赞他的文章“如大海之起涛澜，泰山之腾云气，倏散倏聚，倏明倏暗，虽千变万化，未易诘其端而寻其所穷。”（《张于湖先生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