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兄弟两三人”为了生计，流浪他乡。因女主人为他们缝补衣裳而被归来的女主人丈夫发现而产生了误会。诗歌围绕一个尴尬场面写出了流浪汉的凄苦，写得情节紧张，矛盾集中，真切生动，活泼而富有谐趣，但谐中寓庄，于中更能反衬出游子之凄苦；同时也显示了乐府作者观察生活、把握生活、再现生活的卓越才能。全诗以比兴起，巧妙地引发诗兴，过渡到诗的本体，结尾又用比收，轻松自然，浑然天成。
诗的开笔就很低回忧伤。“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二句用比兼兴的手法。堂前之燕，冬去夏来，有一定之时，而我“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却久出不归，长为他乡人。这两句概括了流浪汉有家归不得的凄苦生涯。这是第一层凄苦。
因流浪他乡，天长日久，除了生活的艰辛，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没有家庭，就不免会仪表不修，形象狼狈，尤其是衣服着装方面，衣衫破烂，但是“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旧衣服坏了无人缝，新衣服针线裂开了无人补，由此可以想象主人公憔悴落魄的形象。这是第二层凄苦。
由无人补缝衣服之事，遂引出下文一段情节：“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此处说的“主人”，究竟是游子所临时寄居的人家，还是他们为之劳作的东家，不得而知。但后一种可能性较大。这家的女主人，很是贤惠，见流浪汉衣衫破烂，乃主动为之缝补。这当然是求之不得之事，流浪汉内心之欣喜可想而知。此承上文两层之凄苦，文思来了一个转折。
但正在流浪汉内心欣喜之际，情况陡然发生变化——“夫婿从门来”，女主人的丈夫回家来了。夫婿见此情景，作出了一个异常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反映——“斜柯西北眄”，他不是与妻子欢叙，也不是与客人打招呼，而是侧身倚门，瞟眼斜视。他外出归来，看到这一情景，不免心有所疑，但又不明底里，不好发作，故才在瞬间表现为如此情态。而乐府作者亦即能如同一个高明的摄影师，立即按动相机快门，将这一精彩镜头摄下。在这一特写镜头中，容纳了三对矛盾、三个方面人物的内心世界，即：夫妻之间，夫与流浪汉之间，流浪汉与女主人之间，此时各生想法，各具心态，各有难言之隐。
在这矛盾聚焦的节骨眼，还是流浪汉先说话了：“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请您不必斜眼看，我们和你家女主人之间的关系，清水白石，不必多心。后来的“水清石见”成语即本此。流浪汉口中说着这番自表心境的话，尖锐的矛盾冲突似乎缓和了，但其内心之凄苦却可想而知。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这是写流浪汉的心理活动。水清石见了，一切清白。尽管如此，远行在外，还是不如回家的好。又一次点出凄苦，收束全诗。
这首诗也有规劝游子早归的意思。
《公无渡河》是汉乐府里最短的歌辞，和汉乐府最长的《孔雀东南飞》同是写夫妇的殉情之作。全诗四句，一气呵成，每句一顿，每顿愈深，叙述出悲惨事件的完整过程，抒发诗人惋惜、悲痛、悔恨之情，真切而深刻。
全诗虽只有十六字，里面却是蕴含了丰沛的情感和激烈的心理冲突：“公无渡河”表警止；“公竟渡河”表惊叹；“渡河而死”表哀叹；“当奈公何”表无奈。此诗叙述方式上用的是第二人称，这是面对逝者倾诉亲人悲泣与哀悼的表达方式。诗歌以妇人的口吻，通过妇人对丈夫行为发展的话语反应过程，有效地表达出妇人在面临丈夫遇难全过程中心理的变化：开始是急促的警告阻止，阻止失败后的惊呼，在面对已经预知的悲剧发生后的哀戚，之后是无法阻止悲剧发生的无力感。虽然文字浅显，但是，每一句里面都蕴含了无可复制的情感，每一句都是一次情感矛盾的深化。最后一句含不尽之意，甚至可以将它引申解读为“当奈公何？当奈我何！”女主人公在这一刻的心理矛盾达到了极点，最终她选择了殉情，这也令目击者和传诵这个故事的人不胜感伤因而为之传唱不息。全诗以“河”为韵，前三句都有“河”字，这是诗中主人公遇难之所在，亦是诗人目击心伤之所在。全诗以“公”字与“河”字连锁全篇，体现了诗人全部思绪倾注萦系于此，造成回环往复、缠绵凄恻、沉痛莫名的艺术效果。
这首歌辞总共只有四句，明白简洁，但其情调则悱侧凄怆，蕴藉深厚，直入于人类心灵的深处，表达了一位妇女对亲人的真挚感情。面对着咆哮的无情河水，她长歌当哭，继以身殉。这个惨剧，似乎能够向人们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要慎所往，尤其是在世态无常、前路莫测的关头切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招致祸殃。这也是能引起人们共鸣的重要原因。
《折杨柳歌辞》，《吹府诗集》收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共五首，内容相贯，主要为征人临行之际与其情人相互赠答之词。折杨柳是古代送别的习俗，送者、行者常折柳以为留念。
第一首是写“行客”告别亲友远行之际，“上马”理当挥鞭启程，可他却“不捉鞭”，反而探身去折一枝杨柳。柳者，留也，在古代习俗中是作为惜别的象征。这一细节，正表现出其依依惜别的心情。而此时更传来了悠悠长笛之声，岂不更令人怅惘，别情难抑！诗前三句纯用叙事代抒情，不明言离愁，而巧妙地用“柳枝”、“长笛”象征离情的事物意象作垫衬，逼出最后一句“愁杀”两字。
第二首中，“愁不吹”点出与“郎”经常离别，故女子大发奇想，希望成为心上人的马鞭，终日伴随情郎身边。诗蕴藉有致，颇带南方吴声西曲的柔情；但又颇有不同，“愿作郎马鞭”的痴想就明显带有北方器物的特征。诗以刚健之笔抒温婉之情，于爽健之中寓缠绵之情致。
第三首是写放马的情形。马不戴羁，人扛马鞍，人随马走，然后提出疑问“何见得马骑”，怎么不见你骑马呢。远离故乡前夕，作者的心情是沉重的，对未来充满了迷惑与不解。
第四首诗写征人遥望漫漫征程，对此行怀有隐忧。此诗应当注意两点：（一）作者当是北方少数民族，或为鲜卑，或为其他，虽已难深究，但其显然习惯于北方大漠生涯，来到中原沃土为时未久。故“遥望”之际，对“杨柳郁婆娑”之中原景物倍觉新鲜。“郁婆娑”三字十分传神，令人想见垂柳成行、依依摇曳之美景。此种景物描写，在北歌中极为罕见。（二）此诗当原用北族语言，经过汉译。“虏家儿”者，即出诸汉人译笔，北方民族断不会用此贬词自称。至于诗中透露出其时南北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信息，亦值得重视。
第五首诗是写一场激烈的马赛前的情景。赛马场上，人强马壮，跃跃欲试。作者不禁感叹：健儿要获胜，必须依靠骏马；但快马要显示出其善奔，亦须依靠骑术高明的健儿。两个“须”字，突出了人马互相依赖的重要关系。“跸跋黄尘”，动人心魄，展示出万马奔腾的壮阔景象。这是作者的揣想之辞，故云“然后”才能决一雌雄。诗有议论，有描写，场景阔大，给人一种阳刚的美感。
《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可贵的故土情愫，曾引起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共鸣。晋文学家向秀《思旧赋》谓：“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宋文学家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云：“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麦秀”、“黍离”并举，寄托深切的亡国之痛。
殷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苦谏不听，导致殷商灭亡。箕子目睹殷商宫室化为一片废墟，悲从中来，此诗是他故国情思的自然流溢。“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他悲戚、愤懑、忧虑，可谓百感交集。
此诗语言朴实生动，其艺术手法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世民歌中得到了发展，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末两句“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声口、措辞乃至句式都与《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极其相似。可见先秦诗歌在诗的意境和形式上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
这一首寓言诗，写枯鱼过河时悔恨哭泣并写信告诫同伴“慎出入”，以鱼拟人，警告人们行动要小心谨慎，以免招来祸患。全诗结构精巧，比喻形象，寓意深刻，而想象尤为奇特，充分显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特色以及汉乐府的高度艺术表现力。
此诗属汉乐府杂曲歌辞，是一首想象极其浪漫的寓言诗。“枯鱼”就是干鱼。诗中写一个遭到灾祸的人以枯鱼自比，警告人们行动小心，以免招来祸患。
开头两句突兀而起，奇峭警拔。诗中说：一条枯鱼过河时，不禁伤心痛哭，悲叹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既是枯鱼，何以又会过河？又何以哭泣？何以悔恨？这一切，诗中先不说明。“何时悔复及”，意思是说：什么时候失悔还来得及啊！这是用反诘语表示否定，以加强悲叹的语气，加重表现沉痛的心情。先说结果，后叙原因，可以突出结果。诗中这样处理，不仅可以突出悔恨，还可避免平铺直叙，使内容富有曲折。
三四两句仍然不直接回答何以过河，何以泣，何以悔，而写枯鱼作书（写信）给鲂、鱮，但枯鱼何以过河，何以泣，何以悔，却在书的内容中自然透露出来，构想非常巧妙。鲂即鳊鱼，鱮即鲢鱼，诗中用它们代指鱼类，它们就是枯鱼的伙伴。书仅“相教慎出入”五字，内容却极丰富。“相教”即相互告诫。“慎出入”是说无论外出还是归来，都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粗心大意。首先是尽量少外出；即使不得已外出，也要处处留心。这里不但表现了枯鱼对伙伴们的关切，还透露出枯鱼之所以泣、悔，就是由于当初麻痹大意，以致被人捕去，此刻被人携过河去，看到过去在里面游嬉过的河水，以后却再也不可能回到那里面去，不禁伤心痛哭，悔恨万分。它用自己的惨痛教训告诫伙伴，希望它们不要再蹈自己的覆辙。这既是对伙伴的警告，也是枯鱼对自己的悲悼。
从内容看，此诗可能作于东汉末年。这时军阀混战，连年不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之一。曹操在《蒿里行》中曾描写过当时社会的惨象：“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枯鱼过河泣》以鱼拟人，正反映了在东汉末年的动乱社会中，随时都可能有灾祸降临到人们头上的残酷现实。
此诗通篇全用比喻，想象新奇，结构精巧。清人沈德潜评论此诗说：“汉人每有此种奇想”(《古诗源》)，确实显示了汉乐府的高度艺术表现力。
黄檗树的苦心比喻思念爱人的苦心，以黄檗树心随日长大，比喻自己的苦心与日俱增，比喻形象贴切，表现出民歌的特色。
此诗可分为三个部分，前面六句是第一部分。两位驾车的少年（由歌者所扮），在长安的狭窄小路上迎面而遇。路实在太窄了，谁也过不去，于是他俩就干脆停下车，攀起话来了。素不相识，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好谈。于是就面对酒宴上的主人夸起他家的声势显赫和无比豪富来。“君家”即“你的主人家”，“你的主人家是那么容易让人知道，知道后又是那么难以忘却”——这两句巧妙的恭维话，自然让坐在那里听歌的主人满心欢喜。这一部分可以算是引子，往下十八句，是第二部分。两位少年一唱一和，争着夸说主人家的种种富贵之状。“您家外部是黄金为门，内里是白玉为堂。”一金一玉，其建筑之富丽堂皇可知。“您家中是樽中酒常满，座上客常有，待客时，还有产于邯郸的美丽歌伎供驱遣献歌献舞。此时庭中桂树正在飘香，堂内华灯煌煌，照得通室明亮。”有酒有客，有美女有华灯，其权势地位、荣乐享受可知。以家僮身份出现的少年则说：“我家乃官宦之家，家中兄弟三人，别人不提，就说老二吧，他在朝中做侍郎，每当休沐日回家，一路上好不气派，马笼头全是黄金为饰，道路生光；路旁观者如云，啧啧赞叹，挤满路旁。”有正面写，有侧面写，其显赫之势可知。再说到家情况：进得家门，左顾右盼，只见庭前池中一大群鸳鸯，双双对对排列成行；又闻家中所养白鹤，于东西厢发出噰噰鸣声。它们都在欢迎主人的归来。有禽则有池，其庭院之广大可知。这一段，分四层对这一豪富之家的富贵、气派、享受极意铺排渲染，以见其不同寻常，从而与上文“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的话相照应，以见言之不虚。至此，这位豪富在长安城中的权势、地位是如何，便不言而喻了。“大妇织绮罗”六句是第三部分，写家中三妇所为。“我主人家中三子各有一妇，大妇、中妇长于织作，能织绫罗绸缎。小妇另有所长，一到全家团聚之日，便以鼓瑟来为全家助兴。”“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二句有双重含义，一是承小妇挟瑟说，是转述小妇语：“请公公高堂安坐（当然也包括家中其他成员），听我奏一曲。”这层意思显得亲切风趣，气氛活跃。二是借此语兼而表白歌者自己奏曲献歌的心愿。丈人，从前一层意思说，是称公公，从后一层意思说，是尊称主人。这一段写三妇之所为，以见这一豪富之家的家礼家风和家庭之乐，同时也暗示媳妇们能有如此才能，把家事操持得井井有条，则家中其他人员的才干，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六句，后代诗人多敷衍其诗意，形成了《三妇艳》等一系列新的乐府诗。
这首诗的重点在于对那位主人家的富贵享乐作铺排渲染，写得气氛热烈、生动夸张，笔法犹如汉代大赋，尽管没有佳句妙语，但其气势也足以打动和感染读者。这种玉堂金马的重叠堆积，正是汉代国力强盛的折光反映；而这种层层铺排、极力渲染的笔法，使诗歌充满着力度和厚度，这也正是汉代民族力量浑厚、民族精神旺健的反映，从中读者可以形象地感受到汉代被称为封建社会之“盛世”是信然不诬的。这，就是此诗所具有的社会认识价值。它和《东门行》、《妇病行》等反映贫苦人民生活的乐府诗一样，都是后人了解汉代社会真貌的不可缺少的媒介。
这既是一首凭吊诗，又是一首咏史诗。这首诗集中向诸葛亮表达了崇敬仰慕之情，也指出蜀汉事业的败亡在于刘禅。
首联从诸葛亮在世时活动的重要地点入笔，展开题武侯庙全诗。剑江是诸葛亮率军北伐必经之处，五丈原则是他损命之地。这两个极富典型意义的地点，浓缩了诸葛亮由生至死的过程。作者拜谒武侯庙时，跟前出现了“剑江春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曛”，这绝非实景，而是作者的想像，为的是渲染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又”的精神和抒写作者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哀惋心情。
颔联直接揭示诸葛亮壮志未酬的哀伤。诗句直来直去，有助于悲情的表达。颈联又掉转笔锋，再用首联的路数。表现对诸葛亮由衷的悼念之情。作者眼前是武侯庙里的萧疏秋草，却不见傍晚暮霭阻遮的西蜀关山，凄凉迷茫的景色，烘托了作者的哀伤和痛惜。
前三联的基调是低沉、抑郁的，而尾联却蓦然挣脱出来，客观而又公允地为诸葛亮的一生作出了评价：诸葛亮精神传万古，莫以成败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