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弈秋是第一个史上有记载的的围棋专业棋手,也是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从事教育的围棋名人。关于弈秋的姓名,清代学者焦循《孟子正义》里作有说明:古之以技传者,每称之为名,如医和、卜徒父是也。此名弈秋,故知秋为其名,因通国皆谓之善弈,故以弈加名称之。
弈秋是幸运的,春秋战国延续五百年,他是留下名字的唯一的一位围棋手,也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位棋手。
围棋见于我国史籍最早的记载,是春秋时期,至今已有二千六七百年的历史了。弈秋是见于史籍记载的第一位棋手,而且是位“通国之善弈者”。关于他的记载,最早见于《孟子》。由此推测,弈秋可能是与孟子同时代的人,也可能稍早一些,由此也可以推测他大约生活在战国初期。出现弈秋这样的高手,说明当时围棋已相当普及,可以肯定,像弈秋这样的国手不只一人。
孟子称弈秋为“通国之善弈者”。所赞通国善弈,虽未明定专称,已类似后代所称国手,并成为象征性名词。后世称某高手为“当代弈秋”者,即意味着其水平与国手相当。弈秋是当时诸侯列国都知晓的国手,棋艺高超,《弈旦评》推崇他为国棋“鼻祖”。
由于弈秋棋术高明,当时就有很多年青人想拜他力师。弈秋收下了两个学生。一个学生诚心学艺,听先生讲课从不敢怠慢,十分专心。另一个学生大概只图弈秋的名气,虽拜在门下,并不下功夫。弈秋讲棋时,他心不在焉,探头探脑地朝窗外看,想着鸿鹄(天鹅)什么时候才能飞来。飞来了,好张弓搭箭射两下试试。两个学生同在学棋,同拜一个师,前者学有所成,后者未能领悟棋艺。学棋要专心,下棋也得如此,即使是弈秋这样的大师,偶然分心也不行。有一日,弈秋正在下棋,一位吹笙的人从旁边路过。悠悠的笙乐,飘飘忽忽的,如从云中撒下。弈秋一时走了神,侧着身子倾心聆听。此时,正是棋下到决定胜负的时候,笙突然不响了,吹笙人探身向弈秋请教围棋之道,弈秋竟不知如何对答。不是弈秋不明围棋奥秘,而是他的注意力此刻不在棋上。
这两则小故事都记载在史书上。人们把它记下来,大概是想告诫后人们,专心致志是下好围棋的先决条件,做事情要一心一意。
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第二段,论证“天时地利人和”。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比较“天时”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说明城小而难守;“环而攻之”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占有战斗的主动权;“而不胜”说明攻方失败。战斗会以弱者胜、强者败告终,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是因为在“天时”上占了优势,但守方可凭借“地利”进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必然失败。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时不如地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段,论证“地利不如人和”。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比较“地利”与“人和”的轻重。“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地利”条件,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结果却“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反被虽无“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战胜,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最后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最后一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文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气势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