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作者因见衡山花开而想念久别的故国家园，用衡阳回雁峰故实喻自己与北飞的雁群互相竞逐，表示了归途中心情的急切和喜悦。
“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此二句诗人从眼前衡山梅树南枝新开的花，自然回想久别的长安家园。以楚树新花象征人生有了新的机遇、新的希望。柳宗元的故乡有数亩良田，山丘上建有亭台馆舍，池塘与深泽碧水相连，这美好的家园引起了游子的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
以上将蕴藏已久的思归情绪，借早春新花开放表露出来，郁积的愁闷，仿佛豁然开朗。
“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衡山有回雁峰，传说雁到此即不再南飞，春至又返回。这里运用了回雁峰的故事，实指北归的鸿雁。在这难得的晴朗春日，我恰好和那些雁群相随北归。敦促弟弟也快点启程，由于心情好，就觉得天气也好，路也好，而且恰逢大雁北归，多好的兆头。
末句以眼前景物作结，雁能传送书信，更点出“寄”弟之意，可谓余音袅袅，情绪开朗，表现了归途中心情的急切和喜悦，也体现了在贬永期间与之相依为命的兄弟情深。
全诗即景生情，温馨脉脉，相邀相约，尽在物物之中。京都名园，令人神往；春和景明，楚树南枝；晴天归梓，载欣载奔；南雁北返，峰前成阵。这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是心灵的洞察，是寄意的心旌。羡雁阵比翼相逐，恨故国返而不得。深婉蕴藉，期待有嘉。
这是一篇具有独创性的传记文学作品，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儿童区寄被两个强盗劫持后，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终于手刃二盗，保全了自己。作者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刻画出一个勇敢机智、不畏强暴而又纯朴憨厚的少年英雄形象。全文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具有类似“引言”的性质。
第二部分是传文本身，这部分曾入选初中语文教材。“引言”部分叙写了越地有一种劫缚小孩和成人“屈为僮”的恶俗，而官府不问。所以无数弱小者被劫缚而“少得自脱”。只有小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可见作者对这种恶俗非常不满，对对不制止这种恶俗反而以此谋利的官府十分憎恨，对反抗豪贼获得胜利的区寄则极其赞赏。传文本身则写了关于区寄的真实故事：区寄被两个强盗劫持后，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终于手刃二盗，保全了自己。作者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从不同角度有层次、多侧面地进行刻画，把一个小英雄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特别是文中有关区寄语言和动作的描写，值得仔细品味。
传文本身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记叙区寄智杀第一个强盗的经过。可分两层。第一层写区寄遇劫的经过，这是故事的缘起，由此引出“智斗”的故事。第二层写区寄智杀第一个强盗，区寄的这次反抗行动显得既小心谨慎又坚决果断。
第二部分记叙区寄智杀第二个强盗的经过。可分两层。第一层写区寄机敏地对付第二个强盗，表现了非凡的机智和勇敢。第二层写区寄智杀第二个强盗，并且“愿以闻于官”，表现了他很聪明，知法懂法、知事明理。
第三部分是事件的尾声，也分两层。第一层写区寄不肯为“小吏”，被护送还乡，表现了他纯朴憨厚的性格。第二层写“乡之行劫缚者”对区寄杀盗一事的反应，从侧面表现了区寄的惊人勇敢。
文章塑造了一个少年英雄形象。区寄的英雄品质首先表现为机智。他假装哭，用刀断绳，与贼周旋，用火断绳，而且能报告官府，知法懂法。其次表现为勇敢。他临危不乱，用火断绳时烧伤了手也没有影响他的冷静。再次是淳朴。他放弃做官、不慕名利，表现的是劳动人民的淳厚朴实的品质。同时，文章用豪贼的愚蠢来衬托区寄的机智勇敢。文中的豪贼一方面非常凶狠，另一方面又非常愚昧。一贼把刀插在路上，区寄拿到刀就可以杀了他。这充分显示了豪贼的愚蠢。另一贼竟然对区寄杀了他的同伙没有起戒心，的确愚蠢至极。两贼自私自利，互相算计，这正给了区寄脱身的大好机会。在写作手法上，文章采用正侧面像结合的方法，正面描写区寄的形象，同时侧面烘托人物的形象性格及其精神的震撼力量。作者希望借此揭露劫杀成风、贩卖人口严重、官府对强盗行为的姑息与放纵的黑暗社会，赞扬、歌颂区寄面对强敌机智勇敢的大无畏精神。
总之，全文表现了区寄这位少年英雄机智勇敢的性格和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也反映了唐代中期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表明，封建社会里，人民不能指望官府，只能依靠自己的斗争，才能摆脱苦难。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
这篇文章把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 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暗喻小人得志虽能嚣张一时，却不能长久，依仗权势的小人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下场。全文主旨突出，文笔精粹，叙事生动，形象鲜明。此文的警示意义在于：依仗外力保护所获得的安全和威福是不能持久的。
文中故事涉及三方：鼠、鼠的旧主人、鼠的新主人及其用以杀鼠的猫和僮仆。在这三方中，旧主人因其生年属鼠而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这是导致群鼠猖狂肆虐的关键，也埋下了鼠被新主人歼灭的伏笔；鼠因有人保护，故有恃无恐，恣意妄为，不仅使得“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而且“窃啮斗暴，其声万状”，其行为其实已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是导致其被新主人歼灭的关键；新主人与旧主人的态度截然相反，来居伊始，即“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从根本上杜绝了鼠患。假如当初旧主人不是如此纵容群鼠，而群鼠也不是如此肆无忌惮，则鼠的灾难以及新主人的杀鼠手段也许不会如此之速、之猛；唯其两方面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物极必反，祸不旋踵，作者在文末所发“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的感叹，其意义也就来得格外深远。
这篇寓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寓言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人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寓言结尾说：“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画龙点睛，可谓意味深长。
这封信第一段写自己从杨八那里得知了王参元家里失火的消息。中间五段分别说明“始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三层意思，着意阐述自己所以致书祝贺朋友家失火这个违反常理的奇论的原因，层层递进。最后一段写自己想念王参元，传递了对友人的深切关爱之情，更包含着对友人前程的无限关怀之意。这封信纵横转换，曲折抑扬，淋漓酣畅，入情入理。
文章接下来就从“始骇”“中疑”“终喜”三个方面，分三个层次一一进行了说明。王参元家里经历了一场火灾，连日常生活用品也被烧得一干二净，一个“唯恬安无事是望”的人遭此一劫，确实让人感到很是不幸，让人骇怕，柳宗元起初也是这样的反应，这是人之常情，是一种自然反应。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接着分析“中疑”的原因。孟子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老子以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但柳宗元认为，这样的等待过于长久，也是“荒诞无稽”的，对于一个有志向抱负的人而言，这样长时间的等待是一种折磨，一种生命消耗。王参元所遭遇的这场火灾是否是“福”，是否预示他将要接受“大任”，看看王参元目前的处境，柳宗元并不认为“火灾”与“大有为”“能光明”之问有必然的联系。另外，柳宗元自己也命运多舛，对这类凡人相信的说法有一定的认识与思考，因此他表示不解，表示怀疑。第三层，具体分析“终喜”的原因，这是全文的重点。王参元勤读古人书，认真创作文章，擅长小学研究，是个“多能”的进士，凭他的学问才识，早就应该得到朝廷的重用，一展“济世救民”的才干，但到如今依旧是“进不能出群士之上”，郁郁不得志。作者把笔锋一转，直接刺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渐次展露行文的真正用意。原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当时之士追求“好廉”的虚名，明明知道王参元的才干，但因为王家有财，怕推荐了王参元就被人说是接受了贿赂，从而影响自己的名誉仕途。作者自责自己也不能免俗，虽然担任“天子近臣”，也怕别人“窃笑”，所以，心里虽然对这样的现象表示不满，但也只是“痛”而已，只能表示无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贿赂公行、猜忌横行、俗见混乱、积毁销骨的不合理现象，也流露了作者对怀才不遇之士的深切同情。
如今一场大火，烧掉了王家的财产，却也让王参元摆脱了多财的累名，也可算是种“幸运”，终于有机会可以推荐他了。“则仆与畿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这看似滑稽可笑的话语中包含着无尽的悲哀。明明相知多年，也充分了解王参元的才学，但终究没有帮助朋友发挥才能，这不能不说是种悲哀。因此这次王参元家失火，虽然家产荡然无存，但人们自可毫无顾忌地与他交往，为之延誉，这正好为王参元扬名提供了大好机会，故值得庆贺。柳宗元庆贺王参元家遭遇火灾，正是意图借这常人看来十分“别扭可笑”的想法来有力地抨击不合理的社会风气。正是因为今后可以“咸得开其喙”“授子而不栗”，所以反而“大喜”了。
接着，作者引用古人的事例来进一步表明自己真实的想法。《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宋、卫、陈、郑灾，陈不救火，许不吊灾，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现在自己面对朋友家遭遇火灾，不仅不“吊”反而过分地“贺”，这样的做法貌似与古人的“不吊”相同，但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柳宗元声明自己上面所说的是愤激的反话，做的是“反事”，并不是真的希望朋友家遭遇火灾而倾家荡产。“颜、曾之养”分别指颜回和曾参的言行。《论语·雍也》中记有“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庄子·让王》说“曾子居卫，绲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这两位儒家杰出人物的言行都体现了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境界。柳宗元引用这两位古代贤人的事例目的是鼓励朋友要学习先人的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的高尚品德，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志趣。这两处典故的弓l用把自己的劝慰、朋友的想法和盘托出，语言简洁但富有趣味。
这封信，作者通过奇特的构思表达了严肃的社会问题，在幽默的笔调中寄寓着很深的感慨。情趣事趣皆出，令人回味再三。《国语·晋语八》有“叔向贺贫”一节，写韩宣子忧贫，叔向反倒向他祝贺，韩宣子不解，于是叔向发表了一番议论：当年栾武子贫而有德，国家赖以为安，其子孙也受到庇护；邵昭子富而无德，“恃其富宠，以泰于国”，结果“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一朝而灭，莫之哀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之不暇，何贺之有？”叔向以贺贫为由，围绕富与德的轻重，引出深刻的道理，文章平易中肯而又风姿摇曳，娓娓动人。本文在表达技巧方面与“叔向贺贫”颇有相通之处。
这首诗描绘了愚池雨后的晨景。它通过对“宿云”、“晓日”、“高树”和“清池”等景物的描写，展示了一幅雨霁云销的明丽图景。
诗人紧扣题目中的“雨后晓行”先概写愚池周围环境。首句“宿云散洲渚”把时间推到昨夜，点明夜里一场雨后，天空中的最后几片残云，从水中的沙洲上飘散而去。这时，早晨的太阳渐渐升起，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远近村落，使之呈现出一片光明。
起首两句，从形象地描写雨后愚池的景物入手，来点明“雨后晓行”。夜雨初晴，隔宿的缕缕残云，从洲渚上飘散开去；初升的阳光，照射进了附近村落。这景色，给人一种明快的感觉，使人开朗，舒畅。三、四句进一步写愚池景物，构思比较奇特，是历来被传诵的名句。“高树临清池”，不说池旁有高树，而说高树下临愚池，是突出高树，这与下句“风惊夜来雨”有密切联系，因为“风惊夜来雨”是从高树而来。这“风惊夜来雨”句中的“惊”字，后人赞其用得好，宋人吴可就认为“‘惊’字甚奇”（《藏海诗话》）。夜雨乍晴，沾满在树叶上的雨点，经风一吹，仿佛因受惊而洒落，奇妙生动，真是把小雨点也写活了。这里也隐喻诗人自身所处的环境，虽然被贬，但仍怀抱着昨日风雨终会逝去，明日骄阳必定升起的信念。末二句，诗人把自己也融化入景，成为景中的人物。佳景当前，正好遇上诗人今天心情舒畅，独步无倡，景物与我，彼此投合，有如宾主相得。这里用的虽是一般的叙述句，却是诗人主观感情的流露，更加烘托出景色的幽雅宜人。有了它，使前面四句诗的景物描写更增加了活力。这两句中，诗人用一个“适”字，又用一个“偶”字，富有深意。它说明诗人也并非总是那么闲适和舒畅的。
读这首诗时，就宛如欣赏一幅池旁山村高树、雨后云散日出的图画，画面开阔，色彩明朗和谐，而且既有静景，也有动景，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从而读出诗人心中那份乌云终会散去，光明终将来临的坚定的信念，诗中所抒发的情，与诗人所描写的景和谐而统一，在艺术处理上是成功的。
《梓人传》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的作品，本文选自《柳河东集》。梓人指木工，建筑工匠。本文讲述了有木匠来敲翡封叔家宅的门，希望租间空屋子居住，用替屋主人服役来代替房租的故事。
本文作者通过一个梓人“善度材”，“善用众工”的故事，生动形想而又合理自然地阐明了当宰相治理国家的道理。“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梓人的“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与宰相的“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异曲同工！文中引用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分工不同，各司其职；有现实积极意念。
好的管理者应该使用他的思想智慧，细致掌握全局要领、不自尊自大，虚图功名，不亲自去做那些微小琐碎的事情，信任下属，且不干涉下属人员的工作。
谨小慎微，忙忙碌碌，以那些微小琐碎的事情为要，干涉下属的工作，侵夺下属应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夸耀自己，没有全局观，丢掉了那些重大的，长远的事情。这是不懂得管理道理的人干的事情，是不会收到好的管理效果的。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这首五言古诗作于诗人贬谪永州之时。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柳宗元被贬永州的第六个年头，他终于在潇水西冉溪畔购得一地，经过疏泉穿池，构亭筑屋，终于与农圃为邻住了下来，还自己经营了菜园，“甘为永州民”。并与一位身份较低的女子结合，生了女儿。《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当写于在这期间。西园位于作者永州愚溪住宅以西。
这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永州的深秋本来气候宜人，但身处异乡的柳宗元却感到寒气阵阵。是夜梦醒时分，正是夜半，四野万籁无声，窗外亮如白昼，适才的梦境仍历历在目。诗人辗转反侧，再也无法入眠，百无聊赖中，连露水滴落的细微声音也听到了，环境非常寂静。露水下降，本来是不易觉察到的，这里用“闻”，是有意把细腻的感觉显示出来。于是他干脆起床，“开户临西园”。
来到西园，只见：一轮寒月从东岭升起，清凉月色，照射疏竹，仿佛听到一泓流水穿过竹根，发出泠泠的声响。“泠泠”两字用得极妙。“月”上用一个“寒”字来形容，与下句的“泠泠”相联系，又与首句的“繁露坠”有关。露重月光寒，夜已深沉，潇潇疏竹，泠泠水声，点染出一种幽清的意境，令人有夜凉如水之感。在这极为静谧的中夜，再侧耳细听，听得远处传来从石上流出的泉水声，似乎这泉声愈远而愈响，山上的鸟儿有时打破岑寂，偶尔鸣叫一声。
“石泉远逾响”，看来难以理解，然而这个“逾”字，却更能显出四野的空旷和寂静。山鸟时而一鸣，固然也反衬出夜的静谧，同时也表明月色的皎洁，竟使山鸟误以为天明而鸣叫。“泉响”，“鸟喧”采用可通感的手法，从听觉角度来表达。“露”“月”“泉”“鸟”这四种意象相互融合，以动衬静，突显了诗人被贬谪后所处环境的空旷寂寞。
面对这幅空旷寂寞的景象，诗人斜倚着柱子，观看，谛听，一直到天明。诗人“倚楹至旦”的沉思苦闷形象，发人深思。他在这样清绝的景色中沉思直至天边破晓。“寂寞将何言”一句，可谓此时无言胜有言。“寂寞”两字透出了心迹，他感到自己复杂的情怀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这首诗，构思新巧，诗人抓住在静夜中听到的各种细微的声响，来进行描写，以有声写无声，表现诗人所处环境的空旷寂寞，从而衬托他谪居中郁悒的情怀，即事成咏，随景寓情。从表面看来，似有自得之趣，而终难如陶渊明、韦应物之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