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去年夏天,李嘉祐还在哀叹自己命运多蹇,考虑要不要辞官而去的时候,一场突然而来的战事打破了平淡的生活,刘展军队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过江阴大地,李嘉祐没有经历安史之乱,面对战争他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应对判断,开始的时候甚至都分不清谁是谁非,江阴的老百姓出逃的出逃,被征兵的征兵,作为文官的李嘉祐似乎对这一切也无能为力,只能坚守江阴,等待时局的稳定。
好在战乱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战争对江阴的伤害短时间却无法恢复。上元二年春,李嘉祐去常州谒见新任常州刺史,回来的路上,看到满目疮痍的江村,心情应该是无比沉重的,一句“谁肯问凋残”,表达了李嘉祐对民生的关怀,也让他的诗名好了不少。
首联“处处空篱落,江村不忍看”,前句是直接看到的,后句说不忍看,却偏还要看,江村的残破避无可避,直击人心。
颔联是本诗的精华所在,可见诗人遣词造句的功力。前句是视觉的感受,花色本不会因为战争而有所改变,但在诗人看来,人民的悲惨境遇却通过花色反映了出来,赋予的花色别样的意味。后句是听觉的感受,虽然写的是声音,却同样赋予了鸟鸣声以感情色彩,一个寒字,反映了诗人当时的心情。
颈联和尾联隐约地表达了乱后初定,诗人意图收拾残局,重新经营民生的愿望。同时也流露出对时局的无奈和彷徨。不过李嘉祐并没有机会重整江阴了,因为当年春天,他就升官去当台州刺史了。
此后,江南到大历年间,才渐渐从刘展之乱中恢复过来,《旧唐书》卷185下《萧定传》载:“大历中,有司条天下牧守课绩,唯定(润州刺史萧定)与常州刺史萧复、濠州刺史张镒为理行第一。其勤农桑,均赋税,逋亡归复,户口增加,定又冠焉。”
唐人的送行诗很多。但送行有种种情况,诗的情味也就大不一样。这里是送一个年轻人去探望他的叔父,而他的叔父,又是那里的州官。恰逢时节在初春,正是游历的大好时光。对一个刚成年的人来说,游历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闻。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件好事。尽管离别免不了引起依惜别之情,但也被替对方高兴的心情掩盖了。这就决定了这首诗的明快基调。
诗的首联点明了送人春日出游的意思。诗人化用了前人的诗句。谢灵运《悲哉行》说:“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王孙是对年轻人的尊称。《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漂母对韩信说过这样的话:“ 吾哀王孙而食之,岂望报乎!”王牧恰好姓王,所以用在这里更显恰当。汀洲,说明送别的地点在水边。细草绿,时值早春,小草刚刚发芽。古人常常把春草和离情联系在一起。《古诗十九首》说:“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江淹《别赋》说:“春草碧色,春水绿浓,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所以一说“细草绿”,惜别之意也就蕴含其中了。
第二联是对被送者的介绍和赞许。古代男子二十而冠,束发戴帽,表示已经成年了。这正是人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候。不仅如此,王牧承继了家学,擅长诗赋,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四弓裘”,用的是《礼记·学记》的典:“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后来便用“弓冶”、“弓裘”比喻父子世袭的事业。这里既是对王牧的赞许,又是对他所要拜见的叔父的称誉。当然,应酬之作中这类词句难免也有溢美之处。
第三联设想王牧旅途中的见闻。“野渡华争发,春塘水乱流。”这两句描写山野春天雨后的景色。一场春雨过后,山华竞放,争奇斗妍;春水潺流,喷珠溅玉。这才是真正的春天,是身居市朝的人们领略不到的春天的真正的美。这两句诗不仅形象地概括了春日山野的美,而且写得生机勃勃,清新流丽。前人评论道:“ 李袁州(嘉祐)中兴高流,与钱(起)、郎(士元)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盖吴均、何逊之敌。如“野渡华争发,春塘水乱流”、“朝霞晴作雨,湿气晚生寒”,文章之冠冕也。”(《唐音癸签》卷七引刘辰翁语)
第四联设想王牧的叔父见到他后,一定十分怜爱,舍不得他离开。所以嘱咐说:你母亲还在倚门而望,日日盼着你归来呢。小阮,阮籍的侄子阮咸,叔侄二人都在“竹林七贤”之列。这里用以喻王牧叔侄。
全诗清丽流畅,气韵生动,是应酬诗中难得的佳作。沈德潜评论此诗云:“天然名秀,当时称其齐梁风格,不虚也。”(《唐诗别裁》卷十一)
这首诗通过描写竹楼的安适和楼主的行动来达一种抛却红尘仕宦、钟情独自隐居的情怀和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首句概括竹楼的主人的闲散,次句通过取竹建楼的行动具体描写楼主的“闲”,第三句通过反衬手法写出竹楼的舒适凉爽,末句写主人在竹楼中的闲适生活。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傲吏身闲笑五侯”中所谓“傲吏”,大约指的是那位“王舍人”,他既然身己为“吏”,却丝毫没有俗务缠身,更着不起那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五侯”,其生活情趣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战国时期的庄子,曾在蒙(今河南商丘)做过漆园小吏,楚威王欲拜他为相,被他拒绝了。后世遂称他为傲吏,如晋郭璞《游仙》诗说:“漆园有傲吏。”这里将王舍人比喻成庄子。
接下来,作者紧扣诗题,写王舍人的“竹楼”。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西江取竹”。西江历来为产竹之地,而竹却又被视为“岁寒三友”之一,既“直”又有“节”,所以作者表面上是写竹,实际上却是在写这位“傲吏”的品格。其二,“起高楼”。本来,以竹为楼,不可能搭得很高,但作者特意拈出“高”字,一下仅能进一步暗示这位“傲吏”非同一般,同时也为下文的“南风”徐来打好了基础。
诗的后两句表面上是在写竹楼内的生活,实际上仍在写这位“傲吏”蔑视功名、闲适自得的人生态度。“南风不用蒲葵扇”,一是说 “傲吏”在竹楼上享受着徐徐吹来的南风,其悠然自得、无争无竞的心情显而易见;另外,它还隐隐借用了“南凤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之句,巧妙地说明只要沐浴王风,宣扬教化,自然可以使所治之民安居乐业,无需多费精神,碌碌多劳。
而“纱帽闲眠对水鸥”句,则更进一步写出这位“傲吏”的心态:他头戴“纱帽”,悠然地对着水鸥入睡。此处的纱帽,是指平民和官吏均可戴的凉帽,与后世的“乌纱帽”即官帽不同。纱帽作为官帽,那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唐宋人诗里,纱帽则多指夏季戴的轻便帽子,官民皆可戴。如白居易《夏日作》诗:“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水鸥”在这里可能暗用了典故,据《列子》记载,从前有人在水边每日与鸥鸟为戏,鸥鸟飞临其身而不惊怕。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也用这个典故。当然,此处说他没有用典也是可以的,水鸥在水边自由自在,悠然起飞,与王舍人与世无争的心境正相契合。用典而使人不觉其用典,正是诗家推崇的一种入化的境界。诗人对王舍人的生活情趣及他的竹楼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也就等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他不仅是这位“傲吏”的知音,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这种生活。
这首诗运用了一些典故,对丰富诗歌的内涵、深化诗歌的主题,具有明显的作用。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