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文论。文章首段叙述仲兄苏涣易字“文甫”的故事；第二段里，作者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水与风各自的形状，进而述说风水相遇的情景；第三四段里，作者紧密联系水风相遭的景观，论述二物相遭，无意而成文，表面是评论水的波纹，实际是在品评文章，借自然景观的美与丑来论述文章的高下，在轻松自然中论述了严肃的写作理论。文章词藻华美，描写穷形尽相。刻画水之态、风之状，以及风水相激的壮观，铺陈夸张，妙喻连篇，绘声绘色，气势磅礴。
作者首段从仲兄易字“文甫”谈起，借题发挥，用“风水相遭而成文”作比喻，详尽述说了他对文章写作过程的认识。文章开头是叙述“易字”的原委。作者读到《周易》“涣六四”时，看见“涣其群，元吉。”于是想到仲兄名涣，字公群，正好与《周易》中的这句话相应。作者就把自己的想法对仲兄说了，仲兄要求作者替自己换一个字，作者允诺，并且将字“公群”换成“文甫”，问仲兄同意否。于是作者就这个“文”字展开了一番精彩的论说。
文章的第二段，作者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水与风各自的形状。作者给风与水的形状作过描述之后，进而述说风水相遇的情景。“今四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而风水之极观备矣。”“纡馀委蛇”“蜿蜒沦涟”这两个四字句都形容水流的样子。下文的三对四字句则是两两相对。“安而相推”对“怒丽相凌”；“舒而如云”对“蹙而如鳞”；“疾而如驰”对“徐而如缅”这三个四字对句，文字工整，内容充实，并非为对而对，描述了水与风相遇时可能出现的六种状态，是不可多得的佳句。作者用了几个对句之后，笔锋一转，又换成另外一种句式，不再用对句的形式：“汩乎顺流，至乎沧海之滨，磅礴汹涌，号怒相轧，交横绸缪，放乎空虚，掉乎无垠，横流逆折，渍旋倾侧，宛转胶戾”，用过这些一般的四字句之后，又转换了句式：“回者如轮，萦者如带，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鹭，跃者如鲤”，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多方面展示了水与风“相遭”的景观。在这段“风水之极观备矣”的生动描述中，作者基本用了四字句，但“一定”之中又有“不定”，句式多次变换，一会儿是四字对句，一会儿是四字句的比喻句，使这段描述从形式上看是整齐而不呆板，静中有动，读来趣味横生，引人入胜。
作者在文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水与风相交的各种景观，也是“意在言外”。“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可见求“文”生之源才是作者的真实用意。作者认为风水的波纹，既不是水造成的，也不是风造成的，而是风水相遇，偶然得之。作者还认为这种文堪称“天下之至文也。”文章中，“文”既指水的波纹，又指文章。至文，实际就指最好的文章。作者还说：“今四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失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意思是玉没有内在的美，不能成为文；雕刻刺绣的工艺品，也失去了自然之美，也不能称之为文。世上没有经过雕琢的东西就只有风与水，也只有这二物相遭才能形成真正的“文”。言外之意，最好的文章则是出于自然的文章。这段文字，作者紧密联系水风相遭的景观，论述二物相遭，无意而成文，表面是评论水的波纹，实际是在品评文章，借自然景观的美与丑来论述文章的高下，在轻松自然中论述了严肃的写作理论，这本身就是“自然天成”，匠心独运。
这篇文章借为仲兄易字，阐发了作者对文章的审美观。在描绘风水相遭的自然景观时，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四字句及四字对句和四字句的比喻句，使文章形式产生一种动静相和的美感。另外，文章在描述风水相交的自然景观时，融进了作者对文章写作过程的看法，二者结合紧密。作者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思想在文中得到充分体现。这篇文章是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展示作者文章理论的佳作。
文章第一段回忆作者与石昌言之间的亲密交往，感佩石昌言奉使强虏实现平生抱负，充满劝勉之情；第二段回顾历史情况，剖析强虏本质，指出对敌国之耀武扬威应毫不“震惧”，并举奉春君的例子说明要善于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全文语言简洁明快，文势波澜起伏，跌宕有致。
文章第一部分叙写两人的交谊，表达了对石昌言的感激、钦敬和仰慕的感情。作者以追叙的方式，通过紧密联系的两条线叙写了两人的交往与情谊：一条是石昌言科举、守官、升迁，直到以高官身负国家民族重任出使契丹的过程；一条是自己为小儿、读书、废学、感悔、苦读，后又求官京师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作者得到了石昌言的喜爱、鼓励、赞赏和肯定。所以，作者对石昌言既有亲戚之情，又有知己之情。故作者说：“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这是承接上下文的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文眼，作者由此成功地实现了内容和情感的转变。同时，这句话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意义。首先，它表明，石昌言才能出众，获取富贵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幸运在于，他能够肩负国家民族的重任，出使敌国，折冲于口舌之间。其次，它戒勉石昌言，个人的富贵荣辱事小，国家民族的利益事大。此次出使，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切不可顾虑个人的生死荣辱。
第二部分紧承第一部分，阐发“有感”二字，就石昌言出使之事，表达了对石昌言的羡慕、期望、鼓励和诫勉的感情。这一部分又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通过叙写蜀人彭任对出使契丹时所见所闻的叙述，批评了宋朝使者和宋朝统治者对于契丹的恐惧和屈服，告诫石昌言，这不过是敌人的虚张声势之计。这一层的言外之意，实际上是批评宋王朝对于契丹的屈辱政策。第二层，以汉朝娄敬出使匈奴的史实为例，证明契丹“无能为”。当年娄敬出使匈奴，匈奴冒顿将其壮士、肥马藏匿起来，只以老弱、羸畜示人，娄敬认为这是匈奴故意示弱，建议汉朝不要攻打匈奴。刘邦不听从劝告，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反观现在的形势，契丹故意虚张声势，正说明它“无能为”。第三层，以孟子的话鼓励石昌言，要坚守气节，维护国威，不辱使命。孟子以一介布衣，尚能凭自己的品德和学问，傲视时君执政，而石昌言作为皇朝使者、朝廷高官、才志之士，出使一偏小之契丹国，自应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气概。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石昌言既是苏洵的亲戚好友，又是他钦慕的能为国分忧的士大夫，所以文章的前一部分抒写了个人的情谊，后一部分阐发了国家民族大义，二者和谐统一，恰切地表达了二人的关系和情谊。其二，情理兼备。这篇文章是一篇赠序，作者与石昌言既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又有共同的为国为民分忧的志趣，而石昌言出使的又是强悍不羁之虏庭，所以作者在此文中所表达的感情是丰富复杂的，有感激、钦慕，也有期望、诫勉。全文抒情意味浓厚，但相对而言，前一部分抒情意味重，后一部分说理成分多。其三，题材取舍恰当，语言得体。石昌言既是作者的亲戚和好友，又是他所钦慕的朝廷大员和才志之士，所以该文首先叙写了二人的私人情谊，然后才讨论国家政治、民族大义，不枝不蔓，恰切地反映出二人的关系。在语言表达上，第一部分言语温婉，如话家常，亲切可感。第二部分，以气运辞，慷慨激昂，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诗的前四句写因匆促南行而不能从容欣赏嘉州龙岩风光。“系舟”表明是“舟行适楚”（苏轼《南行前集叙》）。征，远行。南征，沿岷江、长江南行。“日夕事南征”，从早到晚，整天都在忙于南行。“日夕”二字已充满怨气。往意，前行之意，而缀以“纷何速”，特别是缀一“纷”字，进一步抒发了勉强南行的不快之情。“空岩”指嘉州龙岩。“幽自明”的“自”字用得很精，它表明龙岩虽幽静明丽，“号小桃园”，可惜却无人欣赏，只是“自明”而已。前三句是因，后一句是果，遣词造句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
中四句写嘉州知州盛宴招待他们父子，而诗人因心情不快，兴致索然。使君，汉代指刺史，汉以后作为对州郡长官的尊称。此指嘉州知州，姓名不详。高会，盛会，指嘉州知州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余情，富有感情。前两句表现了苏洵此时虽为布衣，但社会地位已有显著变化。
苏轼《钟子翼哀辞》说，1047年（庆历七年），苏洵应制科试不中，到庐山等地游览，“方是时，先君失为时所知，旅游万里，舍者常争席。”这次南行是在1056年（嘉祐元年）苏洵父子名动京师以后，情况大变，沿途都有地方官吏，亲朋好友迎送。除嘉州知州为之“高会”外，过泸州，有老友任遵圣相侯，苏轼兄弟都有《泊南井口期任遵圣》诗；经渝州（今重庆），有渝州知州张子立“谒我江上”（见苏洵《答张子立见寄》）；至丰都（今属重庆），有“知县李长官”迎候（见苏洵《题仙都山麓并叙》）；苏轼《入峡》诗说：“野宿荒州县，邦君古子男。放衙鸣晚鼓，留客荐霜柑。”至江陵，他们父子更成了王荆州的座上客。可见，“高会有余情”，并不止嘉州一地，它充分说明了苏洵社会地位的提高。
苏洵被雷简夫誉为“王佐才”、“帝王师”（见邵博《闻见后录》卷十五），他本人也自称“有志于当世”（苏洵《上富丞相书》），但他不会满足于虚名。他对朝廷不能破格重用自己深感失望，1057年（嘉祐二年）返蜀后，已决心不再入京：“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师，又沙行数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驱，与凡事之不得已者，孰为来哉！洵老矣，恐不能复东。”（《上欧阳内翰第三书》）朝廷召他试策论于舍人院，他更感到是对自己的不信任：“昨为州郡发遣，徒益不乐耳。”（《答雷简夫书》）这就是“酌酒何能饮，去乡怀独惊”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整个南行途中情绪低沉的原因。
最后四句是申说前句之意。“山川随望阔”切合地势，嘉州是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水汇聚之地，冲积成辽阔的平原，苏轼《初发嘉州》诗也有“旷荡造平川”语，因此，这一“阔”字正把握住了嘉州龙岩的特征。“气候带霜清”切合时间，苏洵父子于1059年（嘉祐四年）十月初启行，正是深秋初冬时节，“霜清”二字准确地交待了时令。“佳境”，指故乡山水，苏轼《初发嘉州》诗所谓“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青衣江）清可怜”，正好作这一句的注脚。结句“何时休远行”，更集中抒发了诗人勉强赴京的抑郁之情。苏洵《游凌云寺》诗，描写了凌云大佛的壮观，歌颂了夏禹、李冰治水的功绩，抒发了壮志不酬的苦闷：“今余劫劫（忙碌貌）独何往，愧尔前人空自咍（自嘲）。”他在《和杨节推见赠》中也说：“予懒本不出，苦为人事劫。相将犯苦寒，大雪满马鬣。”南行途中的这些诗句都可与“何时休远行”互证。
这首诗虽题作《游嘉州龙岩》，但并不以写景胜，而是以抒情胜；对龙岩的描写着墨不多，用语也比较抽象。全诗感情沉郁，格调苍凉，集中表现了这位饱经风霜、名满天下而前程渺茫的老人的抑郁之情。